嘉宾合影

福武总一郎在讲座中系统梳理了其近四十年的艺术乡建实践脉络。他回顾道，自 1987 年启动“倍乐生艺术基地”以来，艺术被视为重构社区活力与文化认同的关键资源；其中，安藤忠雄设计并于 1992 年落成的“直岛之家美术馆”与“新直岛档案馆”是其探索艺术—建筑—自然关系的重要节点。福武强调，真正的社区幸福感并非源于消费便利或娱乐刺激，而取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区之间的情感联结。艺术介入乡村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环境、讯息性艺术、建筑以及居民主体性等多要素的协同，实现社区的文化再生与社会凝聚。

在中国的乡村实践部分，福武总一郎重点介绍了其在山东淄博沂源县桃花岛的探索。他提出乡村振兴的四项举措：推广适宜地块的农作物与智慧农业；发展互助型农业组织；推动“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电商农业模式；以及通过设立乡村振兴学院强化本地培训体系。同期开展的艺术项目包括公岛达南《时间之花》（2019）、盐田千春与村民共创的《编织细节》（2021）以及潘一舟《相互依偎之家》。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乡村公共文化景观，也成为促进社区情感交流的媒介。福武提出其“公益资本论”观点，主张企业在乡村发展中应承担主动责任，通过长期投入与机制创新推动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共生。他进一步总结四十年实践的三点体悟：自然是最重要的教育资源；创造力源于对既有资源的价值再造；经济发展必须以文化为基础，如果仅以短期经济指标衡量，将难以留下可持续的文化遗产。

福武总一郎讲座现场

董方军随后结合山东地区的乡村创意实践进行了回应。他指出，日本乡村建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形成较成熟的经验，中国当前部分农村的发展阶段与之相似，但在行政结构、乡村规模与社会基础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不能简单复制日本模式。他与福武总一郎在桃花岛共同推进的“观天台”“成语小道”“沉思小道”等项目，旨在通过文化景观的塑造强化地域文化符号。他进一步强调中国乡村振兴应立足资源禀赋、文化潜力与区域协同效应，形成“精准定位、差异共生”的路径。

董方军讲座现场

在互动问答环节，观众就艺术乡建的制度机制、文化策略与可持续发展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福武总一郎强调濑户内海模式是一种“文化渗透型”的社区共生逻辑，与桃花岛的“农业＋艺术＋产业”模式属于不同发展路径。董方军补充，日本“一岛一村”“一村一品”的形成基础在于其高度分散的村落结构与持续累积的地域性认同，而中国的行政体系与村庄规模特征不同，因而需要构建符合中国语境的乡村文化经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