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国际化与法制化建设学术研讨会顺利举行

12月15日，为深入推进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文化产业合作的共赢模式及路径研究”的研究，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和北京大学人文学部主办，中英电影基金协办“中国电影国际化与法制化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立法、司法、市场监管、文化旅游等政府部门，北京大学、北京交通大学、法制日报的专家和学者，以及《吹哨人》导演薛晓路和影片出品方嘉宾共同参会，深入探讨中国电影国际化及法制化相关的议题。加快中国电影国际化发展和法制化建设，是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推动文化出海的关键，能够助力我国文化产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发展迈上新台阶。

“吹哨人”制度，起源于英国，指的是内部知情人士为了公共利益爆料。9月12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建立“吹哨人”、内部举报人等制度，对举报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和重大风险隐患的有功人员予以重奖和严格保护。这是国务院首次对建立“吹哨人”制度做出部署。电影《吹哨人》的公映，使得商业反腐及“吹哨人”制度愈发受到社会各界关注，为本次研讨会的召开提供了契机，与会学者以“吹哨人”为切入点，围绕发挥旗帜引领作用、完善外部环境建设、深刻思考中国现实、贯彻共生价值观念、注重先锋艺术探索等五方面电影产业议题进行了探讨交流。

电影产业需要发挥旗帜引领作用

中国电影要发挥旗帜引领作用，首先体现在为面向世界展现出中华文化软实力。中英电影基金主席李挺伟认为，电影虽然是大众艺术，但也会有社会责任、社会价值。中国电影国际化，经历了民俗电影、独立电影、武侠电影等几个时期，当下中国电影面对如何进一步国际化、走出去，需要更加关注主体意识及多元融合，体现中国文化的软实力。要有国际化视野、工业化水平、自信性表达，电影的一个核心作用，就是如何产生共情和共振，吸引更多人走进电影院，通过电影讲述故事、故事背后的思考以及中国式情感的表达。现实发展中需要关注电影的法制化问题，《电影产业促进法》已经明确规定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两个效益”相统一也要求电影有更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引导我们探寻更多的国际性话题，提出更有力的中国式答案。未来中国电影国际化会有更大的空间，因此，“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用全球创意打造中国IP”也是中英电影基金的使命和愿景。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向勇认为，中国电影的国际化、法制化，不仅要有视野和能力，要注重内容和形式，还有平台、渠道、新时代的新美学。《吹哨人》表达了一种追求和坚持、责任和担当，这样以法律为主体、为内容的电影，也是电影业本身的法制化建设。电影行业的立法、司法、执法，落实到市场化中，都是保障电影市场的发展。塑造一个以中国人为主角的国际“吹哨人”，这个环境和术语离我们日常生活有点远。我们熟悉的是举报人、信访者，但是对吹哨人的理解，这样精确的、专业的、规范的法律术语，我们要用一个影像化的人民日常生活的方式来展示，确实有很大难度。一部电影就像做学术研究一样，了解海外反腐、解读大公司和整个社会体制，电影的创作和叙事，我们要以学术研究的方式把这些挖掘清楚，再以影视的结构和方法去表达。

中国电影业要发挥旗帜引领作用，还体现在探索合作发展方式、为更多文化产业门类实现国际合作发展提供示范。文化和旅游部门有关专家认为，文化“走出去”现状可以用三个短语来概括：关注很多、需求很急、实现很难：关注很多，体现在中央领导很关注，社会各界非常关注，大家关注文化最多的有三个点：传统文化保护、文化走出去、文化市场监管，文化走出去是重要方面。需求很急，集中表现为两个逆差、两副面孔——一是文化服务贸易逆差，2018年中国文化服务出口是72亿美元，进口是273亿美元，二是旅游服务逆差，2018年出境旅游人数1.6亿多，消费2770亿美元；入境人口1.3亿多，消费是730亿美元，两组基本上都是1比4，两个面孔则分别指中国人眼中的中国和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我们曾经以为互联网已经改变了很多，但实际上未必如此。实现很难。表现为我们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不高，我觉得只讲传统文化还是不够的，当代中国文化的进步同样需要讲给外国人。我们经常引用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一句话，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是现代社会极为需要的。他说的就是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对外文化交流中涉及到核心的价值观问题，其实应该是价值理念的交流。能够进入主流市场、影响主流人群的文化产品现在还是非常少。我们经常说文化如水、润物无声，这方面电影可以更好地担负重任，电影可以在雅俗共赏中反映深刻的内涵。像《吹哨人》这种国际团队和民间力量广泛参与的电影，能够为文化产业的国际化发展、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一个范本。

立法研究专家表示，《电影产业促进》于2017年3月实施，我国对一个行业专门有一部促进法，是非常少见的，这也是整个文化产业的第一部专门的促进法，足见电影产业的重要性。这部法律一是推动简政放权，激发电影市场活力；二是规范电影产业发展和市场秩序，切实保护电影著作权和观众权益；三是采取财政、税收、金融、用地、人才等多种扶持措施。法治社会的建设是一个过程，需要立法部门高质量立法，行政部门严格执法，司法部门公正司法，也包括整个社会尊重、遵守法律的习惯养成。这部法律制定出来之后，按照《立法法》的规定，要对法律的内容进行评估。从《监督法》的角度来看，可以开展法律的执法检查，要看法律的规定内容是否得到严格的贯彻实施，法律中规定的不切合实际的方面要修改程序。立法机构、行政执法部门、业界学界，可以在法制化道路上，为电影产业的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促进电影行业的国际化发展，无论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手段，原来更多考虑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现在要从国内经济发展、促进就业、经济转型升级方面来考虑。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电影国际化也是一个必然之路。中国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分析外贸结构，逆差严重的行业最集中的是运输服务、旅游服务、建筑服务，也包括文化、教育、医疗等。缩减服务贸易逆差，改善贸易结构，提升贸易质量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面。上个月中央出台了关于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促进电影产业的国际化也应该是重要的组成内容。电影产业化改革还是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包括文化企业的上市、融资，各类证券投资基金对电影产业的投资，包括政府主办的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也包括风险投资基金、私募基金等等。就像美国硅谷的发展取得巨大的成功背后有资本市场的支持一样，中国电影的国际化道路也离不开有资本市场的强有力支持。

导演薛晓璐则从实践探索出发表达了自己的思考，拍摄电影《吹哨人》作为规模最大、最正规的一次中澳合拍，需要严格遵守澳洲的法律法规、制片管理规范以及国际制片惯例的担保制度，每一天的工作量和预算，都有专业的国际化担保公司监控，包括随时进入剧组以及所有片场审查。同时，剧组也享受到了澳洲政府和产业政策的巨大支持,以体系化、规范化、科学化的管理过程来完成电影制作，为日后的产业国际合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此外，在影片中有大量的海外演员特别是非洲演员，他们给墨尔本政府写了感谢信，说从来没有一个电影让他们这个社区、这样一群人有机会发声。这种在跨文化电影制作环境中的不断努力、不断完善，为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国际合作发展提供了重要样本。

电影产业需要完善外部环境建设

电影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外部环境的有力支撑，只有从经济环境、政策条件、基础设施等多方面提供发展便利，才能推动文化艺术资源更有效地转化为社会发展动力。司法部门有关专家认为，讲到电影国际化，首先要知道他们想看什么和我们要讲什么，这两个之间的交集，是要探索的。这部电影在讲中国故事，片中两个中国人是很认真地在做一件正义的事情。中国故事里面起支撑作用的，就是中国人、中国精神这种正面的力量。现在全世界各地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中国人的影子，这种中国人的形象，需要通过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在国际的舞台上去展示，应该有越来越多的导演，在世界的文化场景里面，让更多人看到中国故事。电影是一个文化创作行业，它的发展离不开营商环境。除了税收优惠之外，我们的产业促进法，在与电影文化产业发展方方面面关联的政府服务、管理、执法领域，能不能跟相关协会组织推动构建一套行业良好营商环境的标准，在更多的城市对标和落地，实现电影企业和行业组织更好的发展，我们未来讲好中国故事的作品和机会也会越来越多。

市场监管部门有关专家认为，这部电影对“吹哨人”制度做了一次很好的普法宣传。在当前市场监管领域，尤其是涉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食品、药品等监管上，特别需要鼓励设计吹哨制度。长生疫苗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中央在去年的机构改革中，将原来的工商、质检、食药等多各部门职能优化整合到了一起，就是希望能进一步发挥政府在市场上监管上的优化、协同、高效作用。原来在财政部的牵头下有过《举报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违法犯罪活动有功人员奖励办法》，经过近10年社会发展变迁，亟需进行修订和完善。目前市场监管总局已经牵头起草了《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并正在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就是希望能够在制度上进一步规范、引导和保障“吹哨人”，降低监管成本，提升监管效能，维护公众利益。此外，机构改革后我们还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改革部署，通过营造宽松便捷的准入环境，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为包括影视文化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和各类市场主体，创造更加优化的市场营商环境。在中国电影国际化问题上，近年来国产影片无论是在故事叙述水平、电影拍摄技术上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中国电影要想更好走出去，更直指人心，赢得更多美誉，还是要在人类共同关注的深层次问题上增强思考和回答力度。什么是中国故事？不是中国元素包装下的思想贫乏或西方价值的展现。应当是对人类共性的本质问题，做出中国特色的深度回答。只有这样才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为世界提供出不同于西方的中国价值。

电影产业需要深刻思考中国现实

中国电影产业的国际化发展，需要立足中国现实，进行深刻思考，在精神层面发挥艺术文化的独特作用。导演薛晓路表示，电影《吹哨人》最早来源于十年前在新闻中在中国的澳洲企业商业贿赂案件。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突飞猛进，我国文化企业对外合作中面临众多艰难、压力甚至诱惑国外，应当学习国外有益经验，通过“吹哨人”制度等将信息披露出来，帮助企业自我修正，拍摄电影《吹哨人》，能够触及中国现实、正视现实中面临的问题并思考解决方式。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凌斌认为，在艺术法的课堂教学中，选择影片辅助教学的一个原则是好看，背后暗含的是影片的深刻性。像《阿甘正传》《朗读者》这样的电影都有非常深刻的含义。这些导演和制作者是作为思想家在创作一个全新的作品，他们的高度本身是令人敬畏的，因此创作的作品足以媲美哲学、经济、社会、文化的著作。我们需要把电影真正当成一个可以和一切文化作品横向比较的类型。好电影应该是多维的，要提出我们的思考，与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上诞生的一切伟大思想对话。像“吹哨人”制度，很重要的一点，如果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没有触及到科层内在逻辑的本身，是很难深入的。近代以来，伴随着国家和经济的发展，一切组织方式都科层化了，它本身有弥散性的庞大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一旦产生腐败问题，就意味着现有的建构手段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失效，这么复杂的科层制，外部监督是很难的，内部监督是属于它的一个环节。但人类永远在做出努力，想去寻求一个制度的可能性，去破解科层制中的问题。任何一个制度不放在大环境中，都很难理解它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从国际化的背景来看，美国有科层体制，中国有党委、纪委，每一个科层里面还有支部，从党员的政治伦理来看，是要做吹哨人的。“吹哨人”这个制度需要看它怎么嵌入到现实生活当中去，就像面对盘根错节的一大片森林，往里面只种一棵树就不知道该怎么放了。这是电影带给我们思考的地方。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认为，《吹哨人》跟现在主流的类型片状况稍有差别，这个差别很微妙，是因为它有着非常丰富的人性展现，也有复杂的背景内涵。在国际化过程中，“吹哨人”涉及到人的价值观、企业伦理、法律问题。法的问题，我觉得跟文学、电影历来就有联系。法律涉及到语言的问题，语言也需要解释，跟文学批评、跟理论、跟看电影一样，都需要从符号来解读这个事。语言产生歧义，是叙事文本的问题，是语言微妙的问题。法跟人是密切相关的，法律中也有伦理性，这个电影是敏感的，在法律和伦理的边缘，这个电影里有面对法的畏惧、法的洗涤，最后有伦理的救赎。过去国际化的路子就是直接去国外，表现我们的乐观、希望、信心。现在全球化、中美的结构性发生了很大改变，这个片子通过亚洲、澳洲、非洲，通过跨国企业全球性的勾连，华语电影跨国的边界越来越打破了。这部片子讲述社会问题、伦理问题、跨国的复杂环境，有好莱坞式的国际合作，按照国际会计原则的制片方法，这套做法是将来的路径。现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严肃性越来越大，电影跟法律之间的关系，将是电影业重要的学习过程。

电影产业需要贯彻共生价值观念

电影产业的国际化发展，需要确立能够为世界认可的价值观念，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共生发展。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皇甫晓涛认为，《吹哨人》等电影的重要价值在于其探索意义，在全球化、现代化到了中后期阶段的背景下，安全、法律的问题成为主要问题。皇甫晓涛教授曾提出观点，认为我国一定要向安康社会转型，这是一个探索的开始。话题是非常重要的，国际化共生的话题体系的塑造，我国的“文化走出去”需要找到一个平衡、共生的话题，让人看到中国的发展不是自我膨胀式的发展，而是共生的、安康的诉求。国际化不是我们向外面推东西，而是我们如何理解人家、人家怎么能够接受，怎么能够形成共生话语的塑造。比如在外国演讲，往往通过用《桃花源》《清明上河图》《富春山居图》等三幅作品就能让外国受众理解，这其中涉及到话语品质、话语魅力、话语融合、话语共鸣等多个问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黄斌认为，“中国人给世界展示的是什么？”这一命题值得深入思考，中国所展示的并不仅仅是中国的风土人情，更是面对全人类共同话题时的思考。例如当“吹哨人”成为全人类共同话题时，就需要思考我们的价值观怎么植入到现在的文化产业体系中。各个国家的电影、游戏、文化产品，都会有一套价值观的植入，我们的价值判断基于我们的文化背景，电影里、游戏里对英雄的设定，面对每一个矛盾，不同国家的人可能会做不同选择。这种鲜明的标签，在电影中是可以被包装成一个国际故事，把我们的理解加入到这个故事里面，相信大家都会愿意去看。此外，这部电影中还涉及到了能源技术的环保问题，这与价值判断有很大关系。它其实并不仅仅是人性的贪婪，金融制度或者技术的好坏，这个价值判断隐含很多复杂的东西，电影里其实可以更开放一点，不要把某一种事情简单当成一个大反派，这就已经给它做了一个判断，但是人性的探讨，大家都永远感兴趣。

电影产业需要注重先锋艺术探索

电影艺术作为影响大众文化的重要产业形态，应当始终保持先锋探索精神，从而为产业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电影产业《法制日报》经济部副主任张维认为，面对当下中国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我们需要“吹哨人”制度的建立，一些地方出台过食品安全法也确立过内部举报制度。“吹哨人”在西方是一个很正面的形象，这个概念在中国知道的人并不多，在中国也需要面向公众推广这个概念和形象，所以这部电影不止包含社会正义和勇气，更是有一种前瞻性。在当前“放管服”改革的背景下，我们国家的治理方式、治理思维也在转变，过去是政府部门在管理，现在有政府、企业、社会全部发动起来共治，这种“吹哨人”内部举报就是共治的一个范畴，它也符合国家治理新思路的一个趋势。“吹哨人”对制度完善也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还是要通过这个事去思考怎么样保护举报人，把这个制度里原则性的规定具体落实到相关领域的法律中。我想正如一位导演所说的，我们评价一部电影好不好，不是当下，而是放在历史长河中去看。

腾讯影业副总经理申少峰认为，这部电影的题材很具有新颖性，还有很强的国际视野，也是现实主义作品。像《我不是药神》，是一个传统的类型片叙事模式，就是英雄主题，它讲述了一个普通人的动机。相比之下，《吹哨人》更复杂。说到类型表达，我们说所有的爱情片都有相类似的模式，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爱情片越来越难创新。我觉得《吹哨人》在这两个类型之中都做了尝试。不同的类型，还是要做好对不同观影预期的管理。说到国际化，中国影片拿什么去呈现给全球观众，我们以前有武侠片，是华人文化圈最好的类型，当下的中国故事有不同类型的交叉，在国际化视野方面、在题材故事方面,“吹哨人”这个新生事物做了特别有意义的探索。

中国电影国际化与法制化建设学术研讨会的顺利召开，积极探讨了电影产业在新时代改革发展的必然举措和光明前景，形成了富有价值的思想共识。电影产业在文化产业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推动文化产业在当今国际形势下的发展，需要以电影产业为重点突破口，坚持发挥旗帜引领作用，在完善外部环境建设的支持下，深刻思考中国现实、贯彻共生价值观念、注重先锋艺术探索，才能真正推动我国电影产业以及更广泛的文化产业国际化、法制化建设，真正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多元融合、共生发展，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