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艺术乡村建设（艺术乡建）是艺术介入乡村振兴的新形态，是指向乡村性（Rurality）的艺术总体营造，是地方性知识的审美表征。乡村性是现代性审视的理论观照，用于揭示乡村空间结构与地域类型，是全面描绘乡村发展水平、揭示乡村治理差异、识别乡村建设环境的重要指标。乡村性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的测量依据，更是一个文化生活的表征系统。乡村性是乡村之所以成为乡村的内在特质和基本条件，是整体意义上呈现出来的乡村发展状态，是描述乡村地理空间、生活形态、生产方式和社会交往的重要学术概念。乡村性作为一个复杂且动态的社会现象，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都会呈现出不同特质 。乡村性不仅涵盖地理空间和自然生态上的物理特征，还包括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层面的文化内涵。在中国，艺术乡建是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建设的新型方式，因此，乡村建设、乡村发展和乡村治理构成乡村性的内生结构和外在表现。

本土美学（Indigenous Aesthetics）是一种地方性美学实践的经验重构，是基于本土文化、地方景观和地域特色所形成的美学观念和审美活动，是对现代主义的“普遍性、全球性和整体性”危机的反思性美学表达。本土美学是地方性知识的美学表征。美国学者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认为，“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是一种具有本土地位、固有特征的知识，是基于地方文化所形成的一种知识体系；“地方性知识”产生于特定地理空间单元， 与本土种族、民族、社区密切相关。地方性知识是对普遍性知识的超越，是“在自己长期的生活和发展过程中所自主生产、享用和传递的知识体系”，是关于意义世界和生活世界的知识体系，是关于审美世界的知识体系。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乡村地区的本土性知识生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地方性知识是一种具有日常生活性、身体直觉性、感知整体性和社会交往性的知识体系，为本土美学提供了创作手段、体验对象和灵感来源。美国艺术史学者史蒂夫·莱乌托尔德（Steven Leuthold）将“本土美学”这一概念置于“审美体系”中去考虑，强调审美经验的个体经验和暗示性的情感力量，认为“本土美学”指在世界各地独立于西方传统而发展起来的审美经验的思想体系，是本土民族关于艺术所持有的特定看法，“深刻的地方感产生于精神事物和自然事物之间的联系，它是本土美学的核心”。本土美学是开放、流动的地方性知识的审美表达，它可表现为环境美学、城市美学与乡村美学。因此，本土美学与乡村性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 照亮了乡村的地方感知和地方想象，可以成为当代艺术乡建价值审视的观察框架和实践路径。

中国乡村建设具有百年的发展历史，并在进入21世纪之后的当代艺术积极参与下逐渐演化出一种艺术乡建的特殊模式。艺术乡建具有双重性的行动轨迹和价值逻辑，是艺术行动与乡村建设的双向奔赴。艺术乡建通过本土美学的价值塑造，重构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性，并在快速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中，让乡村保持特有的本土性、独特性和创新性。艺术乡建对乡村性的重塑，是通过对乡村本土美学的价值塑造得以实现的。艺术乡建面临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乡村自然环境的生态保护、乡村特色产业的价值开发以及乡村基层社会的社区治理等多元化诉求。因此，透过乡村本土美学的价值审视和生生路径，艺术乡建可以引入外部的创化机制和创意资源，激活内生的创生动力和创意主体，从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复兴与全面发展。

一、流动的乡村性：社会变迁中的乡村本土美学

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社会（前现代性）、工业社会（现代性）和后工业社会（后现代性）的历史演进，现代性成为思考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锚点。乡村性具有现代性的社会表征，在城市发展、技术进步、人口流动和全球化语境下呈现出流动性的动态特征。在这里，现代性不仅是一个量的时间性概念，更是一个颇具精神意涵的文化性概念。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将现代性分为“固态的现代性”和“流动的现代性”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指出“流动的现代性”在社会关系、文化模式以及个人身份等方面都具有“液态”特征：“流体既没有固定的空间外形，也没有时间上的持久性……流体不能长久地保持它的任何形状，它是易于连续地改变它的形状的……对流体来讲，正是它时间上的流动（即时间维度），比它占据的空间（即空间维度）更为重要”。回顾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历程，也经历了固态乡土社会向液态乡村社会转变的历史更替。

古代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古典时期，呈现了典型的固态社会的前现代性特征。乡村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以自我为中心的小农经济模式和“差序格局”“亲疏有别”的社会结构。这种模式强调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熟人交往的生活方式，依赖土地和自然环境，依赖血缘、地缘和族亲关系，逐渐培育出独特的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费孝通先生称之为“乡土中国”。“乡土性”成为古代中国乡村性的典型特征，表现为“乡土本色、家族制度、性别角色、村落结构、礼治秩序”等乡土“礼俗”叙事。礼俗德治是乡土性的核心精神，儒家思想中的“仁爱”观念在乡土社会深入人心。“里仁为美”的儒家美学精神塑造了乡村社会邻里之间的乡规民约、交往关系和互助精神，强调个体的人伦教化、理想人格和人生境界。儒家美学共同体的建构进一步导向了情感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社会具有“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秩序，在礼俗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团体组织，使其社会成员“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成就了一种“伦理本位的社会”，可以最终引导在地乡民共同生活、共同生产、共同抵御自然灾害和社会风险。此外，古代中国社会的乡土美学强调祭祀礼仪、传统节庆、村社庙会等日常性节日的组织，使之成为村民情感凝聚的精神纽带。

1840年之后的中国内忧外患，中国逐渐进入近现代社会，西方工业化、帝国主义、城市化发展侵袭乡村，固态的乡村社会开始瓦解，“半固态的乡村性”开始出现。梁漱溟认为：“在近百年中，帝国主义的侵略，固然直接间接都在破坏乡村，即中国人所作为，一切维新革命民族自救，也无非是破坏乡村。所以中国近百年史，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古代自治与礼治融合型乡村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法治乡村社会尚未建立起来，上层皇权、中层官权逐渐被基层绅权所取代，固化的乡村结构开始松动，农村劳动力开始流向城市，乡村手工业逐渐走向凋零，乡村产业发展不断受到阻碍，中国社会和中国乡村都在走向前所未有的历史危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开启“乡村革命”“乡村救治”“乡村建设”和“复兴乡村”的时代浪潮，乡土救赎美学、乡土悲剧美学、乡村革命美学成为这个时期乡土美学的时代特征。

1949年以后的现代乡村，先后经历了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乡镇企业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赢全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全面振兴的历史变迁，发生了结构性变革和本质性变化。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政策的实施、现代通信技术和交通网络的发展，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快，城乡要素流动性增强，城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中国乡村正在迈入“半液态乡村性”的新时代乡村社会。乡村开始探索新发展道路，也面临新发展风险。乡村系统由农村、农业和农民构成，新时代的乡村性体现在农村空间、农业产业和农民身份等乡村维度的独特表征和时代变迁。在这里，农村空间是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社会空间和生态空间的复合型空间，农业产业是一二三产的融合性产业，农民身份是生活者与消费者、本地人与外来人的发展型身份。新时代的乡村性是新乡土主义的本土美学，体现了功能性与艺术性、个体性与国家性、乡土性与现代性、地方性与国际性的多元统一，是流动的当代性乡土美学。

二、生活美学的乡村性：通往生活世界的艺术乡建

艺术乡建将乡村看作艺术现场，指向了艺术与乡村生活世界的审美构建。艺术乡建的乡村世界是一个人周围的真实世界，是一个具体而直觉感知的世界，是一个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所谓的“生活世界”。他认为，生活世界是“作为唯一存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日常的生活世界”、艺术乡建将乡村视为经验的世界，直觉的世界，是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日常世界。

作为生活世界的乡村性，是一种整体意义的乡村感。在这个意义上，乡村性表现出一种总体层面的直觉认知和审美体验。近年来，伴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很多地方都推出了美丽乡村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具体措施，不少地方积极探索田园综合体、特色小镇、未来乡村的新发展形式，力求在保留乡村人文特色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元素。其中，乡村建设的关键是乡村文化特色的提炼和乡村人文品牌的塑造。浙江南浔窑里村整村运营团队通过历史文脉、产业特色、区位优势和发展前景等角度的系统梳理，将该村设定为儿童艺术友好村的品牌定位，围绕“童年是一种态度”的乡建口号进行整村改造，营造出集艺术研学、创意旅游、娱乐休闲、益智游戏、陶艺手作、创意美食等多业态于一体的儿童主题型生活村，吸引了乐高中国、麦琪萝丝等儿童品牌落地，很好地整合了在地的自然景观和传统手艺，增强了地方村民的创业积极性，推动村社文旅经济的升级发展。

作为生活世界的乡村，是一种容纳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的意象世界。叶朗认为，“生活世界是人与万物融为一体的世界，是充满意味和情趣的世界。这是人的精神家园”。艺术乡建的乡村是一个激发美感的乡村，是一个人与自然为一体、人与万物为一体的乡村。在这个美感十足的乡村，人置于一种具有生命气息的美感世界，能够强烈地感受生命的美好、世间的美好、当下的美好。贵州榕江通过古村落的创新修复、公共空间的艺术营造、民俗节日的网络直播、艺术家的驻地创作、文体旅的创意融合等艺术乡建方式，将榕江县域的多个传统村落打造成具有新乡土主义审美风尚的网红村，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到访，实现了地方民俗文化保护与特色经济发展的双重平衡。

作为生活世界的乡村，是一种关注日常生活体验的生活美学方式。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y Chernyshevsky）指出“美是生活”，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是充盈着朱光潜所谓“人生的艺术化”。“美是生活”，既是中国美学的实践起点，也是中国人生活的价值起点。吕荧认为，“美是生活本身的产物，美的决定者，美的标准，就是生活。凡是合于人的生活概念的东西，能够丰富提高人的生活，增进人的幸福的东西，就是美的东西。”美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标准和尺度。乡村的生活美学包括“生活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生活化”，呈现一种浓烈的中国古典美学风格。刘悦笛指出，“中国古典美学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中国古典审美者的人生就是一种‘有情的人生’。”乡村生活美学抛弃传统艺术美学的精英主义视角，打破“白盒子”或“黑匣子”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展演方式，主张从乡村日常生活和平凡事物中去发现美、感受美，强调个体与乡村环境之间的日常连接，鼓励人们用心感受乡村社会的平凡美好。当以生活美学视角在乡村现场开展艺术乡建行动时，我们会发现乡村有着丰富的审美素材可以被挖掘、妙用、转换。通过审美之手的创造、审美之眼的观看、审美之心的体悟，乡村自然散落的村落古建、春夏秋冬的农事劳作、四季变换的自然景观、房前屋后的手作工艺，乃至灶台前的烹饪手艺、邻里间的亲切问候，等等，都构成乡村生活美学的独特景观。这些日常化的审美对象，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和人文情怀，是乡村生活美学的关键载体。

作为生活世界的乡村，是一种直觉体验的场景美学。乡村场景美学是指通过对乡村特定场所的空间叙事、艺术展陈和创意装置，营造出富有美感氛围的空间美学。在乡村现场，艺术家可以通过绘画、雕塑、装置、环境艺术等形式，将原本普通的角落变得引人入胜。广东南海罗行墟的驻地艺术家，利用竹艺手编、旧式家具展示和墙绘等艺术方式，在街角、老宅、院墙等场所进行艺术创作，将普通的空间陌生化，将功能的空间艺术化，呈现艺术化的场景奇观，很好地传达了在地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使整个村社充满浓郁的艺术气息。除了公共空间外，私人住宅内部同样蕴含着艺术介入的无限可能。通过简单的艺术装饰或重新创意设计，村民的住家、日常的用品都能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重庆北碚柳荫镇“村社艺术·柳荫计划”王天祥团队，推出“生活艺术家 柳荫走人家”艺术项目，倡导“家园艺术，让人人皆为艺术家”，以“走人家”方式，以艺术为礼物，帮助村民设计、打造“家礼”“家宴”。基于生活世界的艺术乡建行动，不仅美化了乡村的居住环境，还增进了村社成员的情感联系，提升了村民对家乡的成就感和认同感。

三、生产美学的乡村性：通往价值世界的艺术乡建

乡村作为一种生产性空间，不是工业园区单一性产业集聚的规模化生产形态，不是都市街区服务性产业聚集的范围型生产形态。乡村生产是一种分散式、灵活性、分布式、季节性的生产方式。新时代的乡村性不是物质生产主义式的乡村生产，而是一种“后生产时代”的乡村生产。英国学术界按照“后生产”时代乡村模式把生产主义农业转型之后的西方乡村划分为受保护型乡村、竞争型乡村、家长型乡村和依附型乡村等形态，按照乡村空间情景模式将乡村分为超级生产主义乡村、消费主义乡村、消逝式乡村和对抗型乡村等类型，以期根据这些不同的乡村性特征采取不同的乡村建设模式。中国学术界按照“强调‘生长’的动态分类方式”，将我国的乡村分为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和暂不分类等类型，以实现乡村未来潜力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乡村生产美学呈现一种后工业美学的特征。后工业美学是对工业美学的超越。在黄鸣奋看来，所谓工业美学，是从功能、技术、材料、形式等视角探究工业产品的美学特质；所谓后工业美学，是对“以人工智能、5G通信”等为标志的信息革命深入发展、社会生产与生活领域发生深刻变革的美学回应。后工业美学提倡超越传统工业的功能性和物质性视角，更加重视产品的审美体验、情感意义和社会价值。后工业美学理念契合了当代消费者追求个性化、品质化、差异化的消费趋势。乡村生产美学，意味着打破过去单一农产品的生产结构，向多元化、融合型、跨界性的六级产业方向发展，即在“一村一品”“一镇一品”基础上形成的“一二三产”的融合产业。六级产业既有以农为本的培基型产业，又有农业加工的固本产业，更有创意扩散的强基型产业。培育和壮大乡村六级产业的关键是文化创意和艺术审美的价值扩散。

乡村生产美学是一种地方性生产的风物美学。地方性生产是基于地方物产基因的生产，其注重地方特色物产的识别和保护，力图建立起体系化的原产地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机制。有机、自然、珍稀的农产品种植成为一种新兴的乡村生产美学实践，通过文化提炼、艺术创意和美学管理，赋予了地方风物以更高的审美价值。1986年，意大利卡洛·佩特里尼（Carlo Petrini）发起“慢食运动”，成立国际慢餐协会（Slow Food International），提倡优质、清洁、公平的食物观，在全球开展美味方舟、慢食卫戍、大地母亲、厨师长联盟、地球村市集、美食科技大学、慢食菜园等项目。这些国际慢食协会实施的系列行动，就是当地乡村生产美学的极致体现。我国乡村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丰富多彩的地方作物和各具特色的工艺传统，这些都是开发乡村美学产品的宝贵财富。山西大同被誉为“中国黄花之都”，其黄花种植面积达26.1万亩，占全国黄花种植面积约1/4，已经陆续开发出黄花菜品、食品、饮品、功能食品、化妆品、文创产品等六大系列百余种功能性与艺术性兼具的产品，打造“黄花+”模式，力求实现黄花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

乡村生产美学是一种物感性生产的工艺美学。乡村生产美学培育出一种强烈的物感精神，这是人与物同时在场的一种心物关系。“物感论”是中国心物哲学的核心思维， 《礼记·乐记》 记载：“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凡音之起，人心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物感是中国审美创造的重要观念，也是乡村生产美学的显著特性。“中国银器第一村”的云南鹤庆新华村传承千年的手工银器制作工艺——鹤庆银器锻制技艺，2014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里“家家有手艺，户户有作坊”，银器制作流程复杂多样，工匠艺人手艺精湛，形成手工与机械、生产与销售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乡村生产美学是一种集体性生产的共同体美学。艺术家、设计师与农户、手工艺人之间的合作是实现乡村美学产品创新设计的有效途径。艺术家、设计师提供专业的创意技能和审美观念，农户、手工艺人提供农业种植和加工技能的实践经验，两者优势互补，共同创造出既符合市场需求又能体现地方特色的优质美学产品。重庆酉阳苗绣非遗工坊负责人组织年轻设计师开发出“蓝色系列”苗绣首饰，实现了非遗产品与当代生活相结合，先后推出服饰、办公用品、家居饰品等100余种苗绣文创产品。艺术乡建往往需要多方协作，共同完成，因此能够很好地促进社区内部的合作意识和地方认同。云南元阳阿者科村的村民们共同参与传统民居保护、梯田景观保持、农田水利设施维护和传统节日举办，中山大学保继刚教授团体提供智力支持，地方政府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通过旅游吸引物权的制度设计和价值分配，实现村民多元主体参与、复合型护村行动、灵活性在地就业和增长性入股分红等多样化的价值回报。

四、社会美学的乡村性：通往美好世界的艺术乡建

人是生物性存在、社会性存在与文化性存在的统一体，而人的社会性存在是马克思所谓人的“类本质”。社会美是人的社会性存在所表现出来的审美形态，是与艺术美、自然美、技术美和科学美并存的审美范畴。社会美符合人的善的社会行动的审美追求。乡村世界是对“消失的附近”的重建，是个体与社会联结的日常纽带。乡村世界是基于熟人社会和半熟人社会的交往世界和关系性存在。社会美学的乡村世界是社会领域的审美世界，是人们的审美活动在社会空间的美学表征，主要探讨乡村社会人与人之间交往过程中产生的美感体验，强调人际关系的美好互动。社会美学的乡村性，打破了城市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松散性和疏离感，打破了人与人交往的功利性和利益性，创造了个体与周边世界的情感连接和文化联系，倡导了一种美好关系的社会价值取向。生活于乡村世界的人们，更加注重人际交往、邻里互助、村社和美等社会秩序的遵循。总体而言，乡村的社会美学表现在人物风度、民俗风情、节庆风韵和娱乐风潮等审美实践。

社会美学的乡村世界，是一个照亮人物风度的美感世界。艺术乡建凸显人的价值，重视人的主体性作用，塑造人的外在美和内在美，彰显人的风度、情怀与精神，充分发挥原乡人、归乡人、新乡人和旅乡人在乡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左靖工作室在河南修武大南坡“乡村考现学：修武的山川、作物、工艺和风度”离村展中，以木刻和木刻动画的视觉艺术形式，将《世说新语》和《晋书》记载的“竹林七贤”历史叙事与当地村民的举止颦蹙建立起当下联系，展现了跨越时空、超稳定的中国人的风度美学。

社会美学的乡村世界，是一个洋溢着浓郁民俗风情的节日世界。乡村的民俗风情具有“集体的、类型的、继承的和传布的”地方性特征，包括信仰与行为、习惯、故事歌谣及俗语等类型。乡村的民俗风情是集体主义的，旨在构建一种隐含的、规训的超功利的人际互动秩序。艺术乡建着眼于乡村民俗风情的考察、记录、创化和重建，挖掘构成村民日常生活的民俗动力，展现乡民的本土文化自信和地方文化认同。乡村的民俗风情，在艺术乡建实践中越来越多地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形态被申报、保护、传承和利用。社会美学的乡村世界，是一个充溢节庆狂欢的集体盛会。节庆狂欢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社会生活形态，是对日常生活的审美超越。节庆狂欢是“人民给自己创造的节日”，在节庆狂欢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紧密连接在一起。无论是民族地区的泼水节、火把节、火龙节，还是各地乡村的社火、庙会、歌会，这些节庆狂欢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第二生活”，在这些活动中，“每个人感到自己同邻人团结、和解、融洽，甚至融为一体”，“人轻歌曼舞，俨然是更高共同体的成员”。艺术乡建发掘、活化和重建的这些节庆狂欢，吸引了村民自发的参与，形成强烈的群体共鸣和社会净化。狂欢节庆增强了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的集聚力和连接力，超越俗世生活的陌生化、严肃感和功利性，展示了乡村优秀传统和集体精神，激发了村民的集体荣誉感和乡土凝聚力。

社会美学的乡村世界，是一个展示娱乐休闲的自由世界。只有人才会休闲，休闲让人过上有意义的生活，人的休闲活动是精神的追求和艺术的追求。美国休闲学者杰弗瑞·戈比（Geoffrey Godbey）指出：“拥有休闲是人类最古老的梦想——从无休止的劳作中摆脱出来；随心所欲，以欣然之态做心爱之事；于各种社会境遇随遇而安；独立于自然及他人的束缚；以优雅的姿态，自由自在地生存。”艺术乡建致力于在乡村营造自由休闲的交往空间和分享活动，旨在塑造乡村的自在宽松和消遣闲适的“休闲精神”，产生精神疗愈的功效，解决人们焦虑、抑郁等现代性心理健康问题，让每个人身处乡村现场都感到心情愉悦，实现精神漫游。

五、生态美学的乡村性：通往创造世界的艺术乡建

生态美学提供了一种以审美对象看待自然生态的美学视角，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普遍关系”，是生态学与美学的双向奔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显著的生态意识，这是构筑于中华农耕文明之上的生态文化。中国人的“生生”意识和“生意”观念，形塑了中国人对待生态环境的态度和行为。生态美学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万物于一体的审美境界。生态美学的乡村性，不仅表现出对乡村自然环境的保护意识，更展现出提升人生境界的生命觉解。

生态美学的乡村世界，是一种物境与情境交融的生命世界。生态美学的艺术乡建，注重乡村建设材料的在地性、有机性和永续性，警惕以现代建筑材料和新型技术强行改变乡村的传统风貌和自然景观。北京建筑大学生土建筑研究中心从传承传统民居建筑文化出发，基于自然要素（条件）、人文要素（需求）和能力要素等基本逻辑，持续开展生土营建技术与示范推广，将现代生土材料优化理论引入乡村建设，彰显了中国传统建造技术生土美学的时代价值。

生态美学的乡村世界，表现为可持续设计的景观世界。乡村生态设计不仅是自然环境的美化过程，更是生态理念的扩散过程。乡村景观设计注重根据因地制宜的地形地貌，打造出既美观又实用的景观布局。乡村公共艺术装置则就地取材、废物利用，尽可能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艺术性与功能性的巧妙平衡。中国人民大学丛志强团队在浙江宁海下枫槎村开展“尽奇用——废物不废”行动，组织创意人才与村民共同创作，将村民废旧材料进行创新编织，变废为宝，培育了村民的生态观，更新了村民的“资源观”，激活了村民的创造力、审美力和文化自信力。

生态美学的乡村世界，是一个崇尚生态审美的创化世界。在程相占看来，生态美学是为应对全球生态危机而产生的理论学说，生态审美是以生态为对象，以“审美能力—审美可供性—审美体验”为三元模式所建构的审美形态。生态美学是对环境美学和自然美学的超越，不只关注水质改善、空气净化、环境保护、生态修复、绿地减碳等维护生态多样性的应对措施，更是关注基于生态审美意识所发展起来的生命价值、社会价值和创造价值。现代社会的“生态转向”是一种由自然生态向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的创造性价值转向，“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谐共生”等生态观念成为培育现代创意和新型创新的价值观念。艺术乡建的生态营造，通过人与自然的生态观念建构，建设乡村创意社区和创客村落，培育在地村民创意创造的自然活力，推动现代乡村产业转型发展。2015年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提出“农创客”概念，2021年出台《关于实施十万农创客培育工程（2021—2025年）的意见》，通过农创客组织体系、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的构建，培育了一大批扎根农村创业、勇于农业创新、服务农民发展的青年入乡人才。

结 语

艺术乡建将乡村视为一个独特的审美对象，是21世纪以来逐渐发展并成为乡建热潮的一种乡村建设的特殊方法。它的行动关键是对乡村本土美学价值的创造性发掘，具有一套“以乡村为附近”的感性重建机制。艺术乡建将乡村视为审美对象的意象世界，从生活美学、生产美学、社会美学和生态美学的不同维度开展艺术赋能的审美实践，将乡村世界建构为生活世界、价值世界、美好世界和创造世界，正在重构新时代的乡村性。如此，艺术乡建才能促进乡村传统的保护与传承发展，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连接乡村建设的外部资源，为乡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活力。艺术乡建是美感生产的乡村建设，是以人为本的乡村建设，是融合创新的乡村建设，是协同共生的乡村建设。艺术乡建让乡村美学成为乡村建设的价值追求，通过实现乡村建设的多元效益，最终推动乡村全面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