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百余年中国现实主义文艺思潮中，古代心性论传统经历了曲折的沉浮过程。这大体可以分为5个时段：启蒙式现实主义与心性论传统有着复调式对话关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实践诚然没有给予心性论传统以合适的显性地，但还是在传奇式叙事范式中为它提供了隐性舞台；“伤痕”式现实主义文艺有着对于心性论传统的隐归，但限于当时认识条件而只能作迂回式别解；“新写实”现实主义中已出现心性论传统的描绘，但有关理性评判依然处在模糊状态或者被归结为负面的东西；过去十年间心性论传统与现实主义融合为心性现实主义范式。这个中国现代文艺史案例表明，外来现实主义文艺与中国心性论传统终究可以找到融合生长的合理途径。

 

心性论与现实主义，分别偏重于主体的心灵状况和客体的真实状况，本来是中西方之间无甚关联的两个词语。但从现实主义文艺思潮传入中国时起，它们就必然地发生了关联，呈现为一种跨越文学、戏剧、电影等多个艺术门类的共通思潮，因此有必要对其作简要梳理。心性论也称心学、心性哲学、心性智慧等，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注重个体德行修为的传统。尽管心性论传统中还存在儒家、道家和禅宗的心性论差异，但基本精神是清晰的：确认人的主体心性活动在其整个人生活动中具有优先性和主动性，是解决其他所有问题的中心和先导因素。与之比较，西方哲学传统注重专心研究事物本身的实体性本质而推迟关注主体自身状况。随着整个中国古典皇权制度和相应的文化传统在鸦片战争以来遭遇巨大变故，中国心性论传统也难免在百余年现实主义文艺思潮中经历复杂多样的沉浮，大约经历了启蒙式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伤痕”式现实主义、“新写实”式现实主义、心性现实主义等5个时段。

 

启蒙式现实主义与心性论传统的

复调式对话

 

启蒙式现实主义，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至20世纪30年代注重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再现、体现主体干预倾向和重视社会动员效果的跨门类交融的文艺思潮。这种现实主义思潮与心性论传统之间存在复调式对话关系：其显性的主调或主声道表现为对于心性论传统的毫不妥协的严厉批判；而其副调或辅声道表现为对其流露出隐秘的同情或缅怀，从而呈现出一种复杂性，也由此展现出心性论传统绵延不绝的顽强生命力。

 

启蒙式现实主义文艺确实以对于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心性论传统加以批判为己任。陈独秀在倡导中国文艺的“写实主义”新道路时，曾激烈批判“孔教”或“孔子之道”，认定它同现代中国新国家相抵触。鲁迅的《狂人日记》洞察到历史的显性表面为“仁义道德”，而其隐性的里面却是“吃人”。由此可见“狂人”怨恨的目标集中在可以代表心性论传统核心的“仁义道德”上。同启蒙式现实主义之间形成显性对话关系的真正对手，是辛亥革命后兴起的“鸳蝴派”思潮和一些带有古代仁义精神的影片。被启蒙式现实主义所严厉批判的心性论传统，在现代文艺中并没有真正绝迹，而是悄然移位到一些“鸳蝴派”作品和注重仁义精神表达的影片（如《火烧红莲寺》）等通俗文艺作品之中，在其中得到某种形式的复苏或延续。这受到启蒙式现实主义阵营的严厉批判。但另一方面，启蒙式现实主义阵营自身也存在与心性论传统的某种隐性对话，即对其流露出一种隐秘的同情态度。叶圣陶的《倪焕之》写到一个让倪焕之深受教育的“值得感佩”的教师同事，其任教方式带有心性论传统的鲜明特征，即王阳明所主张的“自明”等“心功”的特点。这让倪焕之对教师职业产生了热爱，也身体力行地做了同样的事。这种心性论传统的现代发扬固然有其积极价值，但在当时日甚一日的社会革命形势下，终究是无济于事的。

 

 

如果说启蒙现实主义赖以兴起的理论前提或对立面，是对于以孔子之道为代表的心性论传统的批判，那么，它所要正面树立的东西，则是被视为与现实主义紧密相连的“民主”和“科学”世界观，特别是唯物主义、人本主义世界观和理性主义思维方式。这种思想解放运动落实到文艺领域，就是倡导现实主义。而一直受到抑制和消解的心性论传统，必然丧失掉重新复苏的充足条件。

 

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

挪移为传奇范式

 

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体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精神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受到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观的引导，洋溢着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实践观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激情。此时对于心性论传统和与之紧密相连的被称为“半封建文化”的东西，是予以否定或批判的。不过，同时也要看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自30年代后期起，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角度，要求现实主义文艺自觉传承本民族文艺传统，即“民族形式”或“中国特性”。这就为心性论传统留下了复苏空间。但是，那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实践没有给予心性论传统以合适的显性地盘，因为其时急切地需要宣传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思想以及相应的共产主义道德。

 

不过，回荡于中国社会群体心理深层的心性论传统，终归需要找到合法和合理的表达渠道，以便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在其深层理性框架中也能获取相应的感性或情感润饰方式。这个合法且合理而又稍微隐性的渠道，就是小说和电影中的传奇式叙事范式，带有传奇式现实主义的鲜明特点。《小兵张嘎》《渡江侦察记》《洪湖赤卫队》《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等影片塑造出敢于与旧世界决裂和创造新世界的战争中的传奇式人民英雄形象。中国古代文艺所形成的“传奇”文体传统，在现代武侠小说和电影中获得了传承的机遇，特别是在进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时段的小说和电影中。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即20世纪50至60年代，心性论传统由于其题旨的极度敏感性而容易被误解为封建或半封建伦理，在当代现实题材作品创作中遭遇难题，因而挪移到现代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题材的传奇式文体中去隐性地表达，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美学选择。

 

 “伤痕”式现实主义中的心性论隐归

 

改革开放时代初期兴起的“伤痕”式现实主义，主要表现为以纪实姿态揭露过去年代在个体身上铭刻下的身体与心灵双重“伤痕”，激发起公众对于未来真实而又人性化的生活的热烈想象和执着追求。这类“伤痕”式现实主义文艺作品在若干艺术门类中有突出表现。“伤痕”式现实主义文艺潮得益于国家力量及其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合力推动。当时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在来不及更多地承受外来“欧风美雨”的冲击以及发掘心性论传统的回归愿望的情况下，主要还是重新回应和探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时代的理想境界诉求，并以此为标尺去重新衡量过去时代现实生活的真实性描绘问题。不过，心性论传统还是通过某些具备现实主义精神的文艺作品，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流溢出来。《伤痕》在隐性层次上触碰到古老心性论传统的当代毁坏状况，引发人们的沉痛反思，从而相当于心性论传统的一种当代隐归。对于喜剧片《喜盈门》中涉及的当代农村家庭或家族道德风尚问题的解释，就更是可以见出当时面临的时代局限性。这里实际上揭示了当代中国农村家庭中出现的无私与自私、仁义与非仁义、容让与蛮横等的对立及其化解途径，凸显出自古以来的心性论传统在家庭和合关系中的重要性。但当时就有人对“家庭和睦”作片面化理解，误以为它是“旧思想”，也即“封建思想”。

 

在“伤痕”式现实主义文艺潮兴盛之时，现实主义文艺中诚然有着对于心性论传统的当代传承的真实刻画，但限于当时认识条件，对其不能予以正面承认和理解，而只能对之作一种变通理解或迂回式别解。也正由于如此，可以看到心性论传统在当代生活中的一种曲折隐归方式。

 

 “新写实”式现实主义中的

“封建主义话语”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的“新写实”现实主义作品，有意识地借鉴来自西方的心理分析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思潮，以及受到象征主义、“意识流”、表现主义等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将现实世界描绘的重心从人们所处的社会存在境遇转向了对于人们的个体生存选择和深层无意识状况即深异现实。这样的现实主义文艺虽然仍然致力于社会现实的描绘，但其描绘重心已经从现实社会存在境遇转向了深异现实。深异现实是与外部现实状况紧密相连的个体生存选择和内心隐秘状况相融合的写照，属于外部社会现实关系在个体生存选择和深层心理中的更加丰富而又复杂的相互扭结状况，交织着本能与理智、意识与无意识、理性与非理性、身体感觉与心灵反思等多重冲突、对话及协调。

 

当“新写实”现实主义文艺家们致力于深异现实构建并挖掘深藏于其中的“人的灵魂的深”时，必然会触碰到跃动于人们的生活世界但又长期被无视的心性论传统问题。只不过，触碰到的是心性论传统在当代遭遇的严峻失落或衰败困窘。长篇小说《黑的雪》被改编为电影《本命年》，表现当代城市青年个人的生存状况及其遭遇的烦忧，其出彩处在于刻画小人物心灵而抵达前所未有的深度。从小说到影片，共同追求在于描绘个体生存状况及其特殊性，特别是勾画个体心理及其“灵魂的痛苦”。这里有关勾画“灵魂的痛苦”的阐述体现了作家和导演的共通性认识：重要的是个体的灵魂出了问题。当时有批评家认为李慧泉身上体现了“封建话语”“忠孝节义”，这种看法值得注意。他发现恰恰是在当代中国民间社会层面隐秘地传承着“中国传统”的“忠孝节义”理念，如“孝”“义气”“乐善好施”等来自心性论传统的残余，以及李慧泉所陷入的自我怀疑困境。从影片叙述和导演自述中，无疑都可以感受到对于中国现代革命传统的传承，但同时也可以在其深层领略到对于古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传统的自觉。这种传统同样是心性论传统的一部分。这时段中有关心性论传统的描绘诚然出现了，但有关其特性及其价值的理性评判依然处在模糊或含混状态，也就是未能作明确的正面评价，更多地将其归结为负面的东西。

 

心性现实主义范式的兴起和定型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头十年，心性论传统不仅在隐性的无意识层面，而且更在明确的理性层面产生了缓慢而坚定的复苏迹象。在2006至2008年间，《红色满洲里》《5颗子弹》《亲兄弟》《我的左手》等影片已经明白无误地表露出家族伦理、儒家仁义等传统价值理念，并将其列为当代生活价值标准去追求。《5颗子弹》（2007）作为突出代表，通过狱警马队在随时企图逃跑的三名犯人面前展示的以仁化人的“仁枪”境界，突出显示出“主旋律影片的儒学化转向”。这其实是更为根本而广泛的生活世界转向迹象的一种艺术反响或回应。在随后几年间，这种转向迹象就正式作为国家文化战略决策被提出来。正是出于这种来自现实生活世界的迫切变革需要，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任务得到正面阐发。

2013年以来，国家、社会和文艺等各个层面上，这种转变趋势演变成为新的潮流。随着国家层面2013年以来明确地和坚决地要求“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倡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际进程，全社会各界掀起了古代文化传统的复兴浪潮。表现在文艺领域，就是进入中国已近百年的现实主义，终于获得了与中国心性论传统相结合的时代契机。既要坚持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刻画，又要让被抑制和批判的古代传统家庭伦理和社会和谐等价值理念实现复归，心性论传统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时机就到来并且成熟了。涉及文学、电影、电视剧等文艺门类的一系列作品，都致力于心性论传统的传承，例如电影《长津湖》，电视剧《情满四合院》《正阳门下小女人》《装台》《山海情》《人世间》等。

 

电视剧《人世间》剧照

 

作为一种文艺范式的心性现实主义，是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逐渐兴起的，在2012至2022年的十年间趋于定型，而小说和电视剧《人世间》则标志着它走向成熟。这种范式没有沿着欧洲经典现实主义文艺的客观性、典型性和批判性的范式走到底，而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运用中国心性智慧去过滤或规范。这种中国传统心性智慧是一种突出主体的心的能动作用、强调德行修养的优先地位、标举真善交融、注重知行统一的哲学思想传统。《人世间》既是现实主义精神的胜利，又是中国式心性智慧的胜利，可以合起来说是中国式心性智慧与现实主义精神相结合而在美学范式上走向成熟的胜利。

 

反思心性论传统

在现实主义文艺中的沉浮

 

心性论传统在百余年来现实主义文艺思潮中经历了曲折的沉浮。而外来现实主义文艺思潮与中国古代心性论传统的这种关系演进，以及相互结合而生成为中国式心性现实主义范式有力地表明，外来异文化完全有可能在中国本文化语境中与固有文化传统实现深耕厚植，转化为中国文艺的新形态。首先应看到，古代社会制度的终结必然会导致依附其上的相关思想规范的终结，因而心性论传统在现代走向衰败有其必然性。但作为一种已经有着数千年历史并且深深嵌入国民机体中的思想意识，心性论传统不会轻易伴随旧制度的终结而终结，而是会在现代新制度中寻找复苏的机会。其次应当看到，心性论传统借助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时代思想开放的新机遇而逐渐地实现复苏，也有着必然性，例如庞朴和李泽厚在改革开放时代之初分别倡导对孔子作再评价。这些思想表述为后来心性论传统在当代社会的强势复苏提供了学术预见和学理依据。最后，出于新时代有关来自国家层面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规划，社会各界对于个体、家庭和共同体的伦理道德的要求，心性论传统借助于现实主义文艺而实现重新复苏有着必然性。直到2013年，来自国家层面的传承心性论传统的明确规划终于正式提出，其核心要求便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随着这一国家导向在全国各界的广泛实施、稳步推进和普及，蕴藏于民间社会的相同诉求也得以复活并且形成贯通效应，心性论传统就逐渐推演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新风尚，突出地表现在现实主义文艺作品中。

 

（本文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摘自《当代文坛》2023年第3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