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文艺现代性的独特之处需要从中国自身的角度进行新审视，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为考察2012至2022年中国文艺发展状况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构架。作为中国现代第三阶段的文艺创作，该阶段的作品表现了民族国家和人民走向强盛的姿态。借助流变景观、兴业景观、仁义景观、中和景观和自然景观这五重景观对具体作品进行分析，可发现近十年来中国文艺现代性呈现出“流溯的现代性”特质，这是一种既向前流动又向后溯洄的景观，在当下生活的不确定中追求依托传统的确定性。这一时段文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有探索者、有为者、德行者和自反者等类型，在美学基调上体现为溯源开新。

文艺现代性及相关理论已经进入中国多年，曾引发的讨论丰富而复杂，至今也难以完全梳理清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则为考察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构架。这种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与世界各国都有各自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及相应的文艺现代性一样，中国文艺现代性的形态和轨迹受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呈现出与其他国度颇为不同的风貌。这里尝试顺着这条思路，对2012至2022年中国文艺现代性的特点做初步考察。

 

一、中国文艺现代性分析构架

 

 

　　在讨论2012至2022年中国文艺现代性问题之前，需要对现代性及其相关理论做必要的梳理。我们知道，现代性和文艺现代性起初是由西方学者发起的学术议题，相关理论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里只能简要列举部分观点。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2]他将现代性视为一种17世纪兴起于欧洲、后来向全世界扩展的生活方式，与全球化是同一过程的不同体现，其主要特征有三方面，即“时空分离”“抽离化机制”“现代性的反思性”[3]。迈克·费瑟斯通关注到，现代性到20世纪后期已经呈现出后现代性面貌，主要体现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4]。在阿尔君·阿帕杜莱看来，90年代以来“文化经济”的新趋势可以运用族群景观、媒体景观、技术景观、金融景观、意识形态景观等“五景观论”去加以观察和分析[5]。按照齐格蒙特·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等相关理论，现代性以及后现代性代表了从固体式生活方式向流体式生活方式的演变趋势[6]。可以看到，这些现代性理论都是从西方视角出发、依托西方式现代化而进行观察的结果，可被视为思考中国文艺现代性的参照[7]。

 

　　同上述西方现代性理论相比，中国文艺现代性的独特之处需要从中国角度进行新的审视，这种审视可以分为历时态演变和共时态状况两方面。

 

　　从历时态演变看，西方式现代化作为“原发”的现代化模式，兴起于17世纪并随之向全球拓展。与之不同，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后发”的现代化，有着自身的发生及演变路径。过去百余年来，中国人民历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三个阶段，相应地，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中国文艺现代性也包含三个阶段：一是清末至1978年的中国现代第一阶段，中国文艺反映民族国家独立和人民自立自主的进程；二是1978至2012年的中国现代第二阶段，中国文艺再现民族国家和人民富起来的历程；三是2012年至今的中国现代第三阶段，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文艺表现民族国家和人民走向强盛的姿态。

 

　　就2012年至今的中国现代第三阶段而言，需要看到特殊国情条件的促进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陆续确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全面小康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等方略，使得中国社会步入新的发展里程，而中国文艺现代性也由此获得新的发展机遇。特别是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等系列讲话和指示精神在全国文艺工作中的全面落实，这一阶段中国文艺创作呈现出新的局面。

 

　　从共时态状况看，中国式现代化相比世界其他国家有五方面的特征：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8]。这样五方面的质的规定性虽然在党的二十大上才正式做出，但实际应当视为过去十年中国社会发展实践成果的集中性理论总结。由此视角去考察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作为其文学艺术表达的中国文艺现代性，可以发现后者有如下五个独特的关注点：其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求现代文艺反映中国人民从被压迫者到主人翁、到基本解决温饱、到初步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艰苦曲折的奋斗历程，记录下这一历程中的种种故事及其情感记忆；其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求现代文艺再现全国56个民族、东西南北中不同地域、共计14亿人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包括他们如何处理独立自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仁厚友善等价值观问题，如何化解贫与富、俗与雅、发达与欠发达、勤俭与奢侈、实惠与尊严、落后与先进之间张力的问题；其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求现代文艺透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从紧张对立到相互协调的演变历程，展示两者之间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在两者的协调中寻求精神文明引导的可能性；其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现代文艺审视中国人民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探索轨迹，特别是近十年来在中国传统自然意识与现代生态文明意识的会通中致力于生态文明实践的探索足迹；其五，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要求现代文艺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寻求和平、坚守人类共同价值的理念传播到当代世界，为此需要充分发掘和提炼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叙事话语体系和抒情话语体系，精心塑造中国形象，与其他国度通过各自的文艺高峰展开平等的审美对话。这五个关注点为中国文艺现代性进程提供了承担使命和发挥作用的广阔天地，从而为把握其特点提供了观察和分析的基本构架。

 

　　不过，考虑到这五个关注点在具体的文艺作品中往往相互渗透、难以分离，同具体人物及其命运之间结成细致而又微妙的关联，并透过他们的人生际遇、生活诉求、奋斗历程、思想情感等或显或隐地表现出来，因此，在具体考察近十年中国文艺状况时，须做必要的变通和协调。为进入文艺作品的文本层面，这里不妨拈出如下五重景观作为观察点：一是流变景观，指人口流动所带来的社会变迁景致；二是兴业景观，指人们在创业、求富和自强过程中的经历；三是仁义景观，指人们对于仁厚、正义、公平等价值观的求索姿态；四是中和景观，指协调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家庭、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而实现中和的过程；五是自然景观，指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境界的过程。通过这五重景观，有可能发现近十年来中国文艺现代性的具体风景。

　　

二、五重景观

 

 

　　考察2012至2022年中国文艺现代性状况，可以见出如下五重景观。诚然，这些景观在之前已有不同程度的呈现，但确实是在进入此时段后才逐步展现出自身的范式定型和成熟风采。

 

　　（一）流变景观

 

　　随着全国和世界范围内人口的频繁流动，乡城流动、城城流动、国际流动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大景观，个人的生存流动性和生活变异性日益加剧。一批长篇小说对此的刻画引人瞩目。徐则臣的《耶路撒冷》（2014）写北大毕业博士初平阳为筹集求学耶路撒冷的学费，回到家乡出售老宅“大和堂”，引出他与几位“发小”的往事追忆，由此而展开以运河、花街和天赐之死为主线的故事，塑造出一组生于20世纪70年代、充满人生况味的人物群像。初平阳和他的朋友们从小生长在花街，后来随着人口流动大潮各奔东西，现在重聚于花街，当年曾直接或间接导致玩伴景天赐死亡的原罪感重新浮现于各人心中，披露出他们不同而又相通的原罪感和拯救灵魂的愿望。外国地名“耶路撒冷”其实可以视为对救赎之希望的隐喻，而把这一希望寄托于国外的选择本身，也可视为对人物在急剧流变的生存中面临的灵魂危机感的自反性思考。

 

　　同这种把初平阳等人物的当代本土生活放在全球化背景下加以叙述从而揭示本土生活具有的流动性不同，徐则臣的另一部小说《北上》（2018）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巨变的宏阔背景下，直接聚焦于意大利人小波罗、马福德与京杭大运河的异国情缘，在跨国、跨民族、跨文化元素的交织语境下，串联起谢、邵、周、孙、胡等中国家庭的流变性生活景观。这部小说包含三条情节线索：一是漕运废止之年（1901）的早期故事，意大利人小波罗来华，在谢平遥、邵常来、孙过程等人协助下沿运河寻找失踪的兄弟马福德，并穿插马福德对自身经历的叙述；二是2014年即大运河申遗成功之年的中期故事，记叙当初继承小波罗遗物的谢、邵、孙三家的生活和命运如何被运河塑造；三是将上述两部分串联起来的后期故事，从新发现的有关运河往事的书信中，各家后人完成一种富于知识考古学意味的想象性身份溯源。正如小说名“北上”所提示的那样，沿京杭大运河向北溯源，意味着在运河的现代衰败景况中重新回溯其往昔繁华和后来遭遇的深重创伤，融国破、家亡、亲殇为一体，发出置身于当今全球化流变生活境遇中的我们究竟从哪里来、往何处去的追问。

 

　　石一枫的《心灵外史》（2017）和《漂洋过海来送你》（2022）则集中讲述北京本地居民追寻灵魂的历程。《心灵外史》中主人公杨麦与大姨妈王春娥之间的交往延续多年，在后者误入歧途而信教并参与集体自杀后，杨麦重新寻找她，直到自身也陷入精神恍惚之中。该作品见证了当代普通北京市民的灵魂变迁，特别是就连看似精神拯救者的杨麦自己也陷入精神恍惚困局的结尾，既凸显了拯救当代人精神的重要性，又揭示了这种拯救的艰难。《漂洋过海来送你》中主人公那豆在意外发现爷爷的骨灰盒被人错换后，坚持要漂洋过海去寻找和调换回来，故事由此汇聚起北新桥胡同中那、阴、姜三家人的恩怨情仇乃至中美居民之间的交往，而那豆寻找爷爷骨灰盒的执着本身，强烈地透露出家族亲情和祖先灵魂对当代北京居民的在世生存方式的重要性。

 

石一枫：《漂洋过海来送你》，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

 

　　这四部长篇小说讲述的故事各有不同，但在折射当代人精神困境与探寻救赎之道方面体现出一种共性：愈是流变的当代生存境遇，愈是渴望一种稳定而明确的精神归宿；愈是在物质富裕的生活状况下，愈需要灵魂的看护或导引；没有灵魂的生活，必然如同行尸走肉，缺乏人生价值。这样的叙事也反映出当代小说家对流动型社会中人们生存状况的关怀和反思，特别是对于他们精神的深层次探询。

 

　　（二）兴业景观

 

　　如果说流变景观表明现代中国人的流动性和变迁性生存状态，那么兴业景观展现的就是他们在地做事、做成事乃至做成大事的行动状态。兴业景观的背后，蕴蓄了当代中国人强烈而急切的脱贫致富愿望（即求富意志），这应当是鸦片战争以来一代代中华儿女国家富强和民族富裕愿景的当代呈现。稍稍细分的话，兴业景观大致可以分为兴商景观、兴企景观、兴农景观和兴国景观，一批电视剧对这些景观的展现值得注意。与长篇小说运用语言艺术进行想象和思索不同，电视剧通过视听的直观形象，再现了中国普通民众奋发兴业、求富图强的壮观景象。

 

　　《鸡毛飞上天》（2017）叙述浙江义乌人陈江河与骆玉珠一生协力奋进又相濡以沫的经商人生及其精神在后辈王旭、邱岩等人身上的传承故事，集中展现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社会的兴商景观。这对患难夫妻的商业版图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从国内延伸到国外，这一巨变轨迹折射出中国社会从贫到富过程中多姿多彩的景观，也让观众欣赏到仁义兼备、坚韧顽强的中国商人形象。

 

　　这一时段中兴企景观最值得关注的作品，莫过于根据长篇小说《大江东去》（2009）改编的《大江大河》（2018）。这部电视剧叙述由宋运辉、雷东宝和杨巡三位男主人公所分别代表的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和个体企业的振兴历程，注重刻画企业振兴过程中的人物性格。超越通常“好人有好报”的陈旧套路，作品表现了主要人物兴衰起伏的命运，传递了一种独特的人生观和历史观，给观众带来新鲜感受。主人公宋运辉在事业、婚姻上都并不如意，他的姐姐宋运萍更是在该剧不到一半处就因偶然事故早早离世，令许多喜爱这一人物的观众扼腕叹息。这些非常规的叙事处理之所以受到好评，恰是由于该剧遵循了对于人生命运在必然性与偶然性、丰富性与复杂性、幸福与灾祸之间唯物而又辩证的观照，具备一种独特而深刻的历史兴亡感和富于感召力的审美意识。

 

《大江大河》海报

 

　　2019年播出的《在远方》和《奔腾年代》分别聚焦于中国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快递业和高铁业，分别讲述姚远和常汉卿曲折动人的创业故事。在呈现兴农景观的众多作品中，《山海情》（2021）产生了引人瞩目的社会影响力。它讲述了宁夏六盘山麓涌泉村村民在福建帮扶下整体搬迁到闽宁镇、实现脱贫致富的故事。其中，李、马两姓人家长期扎根黄土地，他们荣辱与共、相濡以沫的心灵史，以及其与福建帮扶干部的开放意识之间的碰撞和交融，是9899万贫困人口整体脱贫这一堪称“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9]的高度浓缩。至于兴国景观，可以分别从《激情的岁月》（2016）关于核科技、《逐梦蓝天》（2021）关于航空工业、《麓山之歌》（2022）关于重型装备制造业的故事中见出。《希望的大地》（2019）透过马、吴、柳、田四个家庭的故事，透视了中国工、农、商、学、兵等多个领域的发展，将以上兴商、兴企、兴农三种景观综合到一起。《我们这十年》（2022）则是11个短故事的集锦，该片以当代中国社会基层普通人为主角（例如舞蹈编导陈冉、体育教师张雷、电器维修发烧友叶舟、擅长烹饪肠粉的老板五味、5G开拓者沈屹等），把发生在演艺、体育教育、科技、餐饮、农业、国际商贸、国际绿色能源、法治、军事、智慧城市、抗疫等领域的奇迹都汇聚起来，全方位、立体地呈现中国社会在十年间的发展奇观。这一道道兴业景观合力形塑了当代中国社会各行各业急剧变迁的新风貌和日益强盛的发展气象。

 

　　（三）仁义景观

 

　　仁义景观同后文所述的中和景观和自然景观相通，都指向当代中国人在地做事、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时所遵循的社会伦理原则和宇宙法则，而仁义景观突出的则是做人做事时的仁厚、正义、气节、孝顺、容让、诚信、友善等原则，可以透过一批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电影见出。

 

　　被称为“国庆三部曲”的《我和我的祖国》（2019）、《我和我的家乡》（2020）、《我和我的父辈》（2021）以将独立短故事串联起来的新式类型片方式，分别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决胜脱贫攻坚过程中和建党百年历程中普通人的故事，突出了中国人民平凡中不凡的气质。《中国机长》（2019）、《攀登者》（2019）以及在建党百年时上映的《1921》《革命者》《守岛人》《我的父亲焦裕禄》《中国医生》等影片，则集中展现了共产党领袖和基层干部、党员改天换地的气魄，以及他们一心为人民的奉献精神和中流砥柱的品格。

 

　　这种仁义景观还进一步拓展到国际交往舞台上。《湄公河行动》（2016）和《红海行动》（2018）以动作片的形式讲述中国国际威望的提升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奋勇担当。《流浪地球》（2019）作为科幻大片，想象了未来地球遭遇严峻生存危机时，中国人如何引领地球逃离太阳系，到宏阔的宇宙中为全球居民寻觅新家园。该片叙述了刘启和父亲刘培强、外公韩子昂、妹妹朵朵之间的故事，既有青少年的成长，又有代际传承，浓墨重彩地刻画了中国人仁厚、正义、诚信、友善等道德风范及其在后辈中的接力式生长，彰显当代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动担当和奋发有为。类似的主旨也在科幻片《独行月球》（2022）和战争片《万里归途》（2022）中继续延伸，前者叙述普通中国维修工独孤月的故事，他在人类的“月盾计划”失利后，实现了从小人物的破罐破摔到大英雄的义薄云天的剧变，人物从为追逐爱情而登月的凡人升华为奋不顾身、以一己之力拯救全人类的英雄；后者叙述外交官宗大伟与外交新人成朗联手协助撤侨时，意外得知一批中国公司员工被困，不惜放弃回家机会而逆行进入战区，在无边的荒漠中，智勇双全地带领同胞从野蛮叛军的枪口下夺路回家，让中华民族的仁义精神在异国大地上开出人类共同价值之花。

 

　　《长津湖》（2021）作为全景式战争巨制，以一种超常规的范式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七穿插连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以弱胜强的英勇战例，刻画出伍千里、伍万里、梅生、余从戎、雷公、平河等普通指战员的英雄群像，并将其与对毛泽东、彭德怀等国家领导人和高级统帅的描绘紧密交织，再通过列队向长城行军礼、七连花名册、梅生木匣子、毛岸英救地图、冰雕连群像等仪式性场面，营造出家国同构、官民同甘共苦、万众一心共御强敌的中华民族团结气象，其“悲歌慷慨”“气韵沉雄”的影像风格构成对现代民族国家合法性和正义性的有力宣示，展现出中式战争大片范式的定型和成熟。

 

　　（四）中和景观

 

　　上述对仁义景观的讨论侧重阐发行事过程中的原则，而中和景观则侧重表述这一原则的目的，中国传统所讲求的仁、义、礼、智、信，终究为的是达成中和之境。“中”，执其两端取其中，“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10]；“和”则生于“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下位焉，万物育焉”[11]。“中和”即人世间万事万物各就其位而不逾矩、执中而不偏倚的状态，是中国传统智慧所追求的人生目标或终极境界。它不能被误解为一种不讲是非对错原则的“和稀泥”，而是将人、事的各种矛盾或对立因素都调节至中正、平衡、和谐的高超境界。一批电视剧在中和景观的构建上颇有独到之处。简要划分，其中的中和景观可从如下四方面进行梳理：家族中和、邻里中和、友朋中和、城乡中和。

 

　　在家族中和景观方面，《父母爱情》（2014）以海军军官江德福和资本家小姐安杰的爱情、婚姻为线索，通过在当代社会背景下讲述这一家庭数十年间的变迁和三代人的命运起伏，展示了平淡是真、真诚是福的中国式价值。《正阳门下小女人》（2018）借助徐慧真及其所经营的小酒馆的兴衰起伏，刻画家族三代成员及相关亲属之间的恩怨是非，曲折而坚韧的“致中和”历程突出了徐慧真所秉持的仁厚、友善、容让等中国式伦理的价值。《都挺好》（2019）在充分揭示原生家庭造成的种种心理疾患的基础上，突出了以苏明玉为代表的人物形象，展示一种积极的中和态度和坚持不懈的奋进精神对于家人治愈和家族团结的重要性。

 

　　《情满四合院》（2015）以主人公何雨柱与秦淮茹之间的爱情和婚姻纠葛为主线，以他与许大茂之间从对立到和解的关系为焦点，再辅以他与“三位大爷”、聋奶奶等人的交往，叙述了北京一个胡同内不同家庭、不同代际、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家长里短，堪称刻画邻里中和景观的成功范例。在友朋中和景观方面，一批以女性为主人公的作品成效显著：《欢乐颂》（2016）讲述客居上海“欢乐颂”小区的五位职场女性樊胜美、关雎尔、邱莹莹、安迪和曲筱绡的都市奋斗生活和友善相处情景；《三十而已》（2020）中的顾佳、王漫妮和钟晓芹三人个性不同，本来各有自己的生活，她们在突发事件中遭遇挫折后，通过积极应战迎来命运的转机，享受友情的珍贵和甜蜜；《流金岁月》（2020）中蒋南孙和朱锁锁在各自原生家庭都有缺憾的背景下结成好朋友，在急剧变迁的岁月中相互陪伴，携手扶持；《我在他乡挺好的》（2021）中，客居北京的安徽女孩胡晶晶突然自尽，同乡乔晨夕、纪南嘉和许言在悲痛后振作起来并共渡难关，通过一番拼搏终于明白“心安才是故乡”的道理。城乡中和景观方面，一批讲述决胜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作品可以为例：除前述《山海情》外，《经山历海》（2021）以文史干部吴小蒿到依山傍海的胶东半岛楷坡镇担任副镇长、帮助村镇居民顺利实现脱贫致富的故事，表明管子的民本、民富、德法并重思想可以同孔孟的仁义精神实现现代交融；《大山的女儿》（2022）讲述驻村扶贫干部黄文秀以仁厚态度和开拓精神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故事，诠释了一种在奋发有为中达成中和的新型价值观；《春风又绿江南岸》（2022）将视角扩展到欠发达的山区江南县，县委书记严东雷带领全县干群克服内部重重阻力，锐意治污并创建生态文明县，这一故事同样阐发出只有奋发有为、造福四方才能达成中国式中和价值观的道理。

 

　　比较起来，能够立体、完整呈现中和景观的最恰当实例，当推小说《人世间》（2017）及由其改编的同名电视剧（2022）。正是在这部实现了文学与电视剧门类相互联动和相互助力的作品中，家族中和、邻里中和、友朋中和、城乡中和都获得动人的展示。该作品以产业工人周志刚家族三代人近半个世纪的生活变迁和命运起伏为核心，讲述周志刚、李素华夫妻与其子女周秉义、周蓉和周秉昆三人乃至其孙辈间的关系，此外还涉及周秉昆与其邻居“发小”之间的结义，周秉义、周蓉和周秉昆与他们各自友朋的交往，为官一方的周秉义如何处理工作矛盾、实现社区和谐等问题。这部作品以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为诸多现实中的中和问题提供了独特解答：人世间交织着善恶、苦乐、爱恨、情仇、成败、得失，但只要有纯朴、仁厚、义气、容让之心，就能够顺利抵达人生的中和之境。

 

　　（五）自然景观

 

　　这里的自然景观并非简单地指自然风光，而是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天然、非人为、非强制的和谐性因素，在当前则重点指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境界的自觉追求。一批舞蹈作品在这方面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美学呈现。

 

　　《朱鹮》（2014）以朱鹮这种被称为“吉祥之鸟”的美丽珍禽为主人公，开头追忆其与人类亲近友善和相伴共生的原初纯真情境，继而沉痛地叹息其遭遇的环境恶化和濒临绝迹的困境，最后欣喜地展现其重归人间的美好景致以及与人类和谐共生的愿景。该舞剧中上下飞舞不已的那片羽毛寄托了对保护人类环境的深思，鹮仙与樵夫及作为后者转世的记者之间依依不舍的恋情寄寓着人与自然相爱共生的永久期盼。“朱鹮之死”一幕虽与“天鹅之死”异质却可与之媲美，在美学构思和表达效果上体现了鲜明的中国式悲悯和宽恕情怀，给人以强烈的悲剧性震撼，为传播人类共同价值做出独特而宝贵的美学建树。

 

《朱鹮》剧照

 

　　《永不消逝的电波》（2019）把谍战英雄李侠充满阳刚正气的勃勃英姿同妻子兰芬那带有江南佳丽婉约风格的舞姿交融起来，通过兰芬怀抱长衫与李侠的双人舞、兰芬的独舞和蒲扇舞、《渔光曲》伴奏下一群身着旗袍的女性跳起的蒲扇舞和短凳舞等充满表现力的舞蹈语言，塑造出以柔润刚的传统美感的现代样式，表达出从江南自然风貌中追寻现代革命者力量之源的意向。《大河之源》（2020）以雪豹斑纹图式为总体象征性形象，透过叙述者“我”的追忆和反思，追溯人类与自然之间从亲密无间到恶性竞争的演变轨迹，对于疯狂掠夺自然的恶行予以严正控诉和批判，赞美了巡山队队长扎西等为保护雪豹而牺牲的英勇精神，展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骑兵》（2020）通过蒙古族青年军人朝鲁的系列故事，讲述战争年代骑兵英雄的事迹，作品以独创的写意性舞蹈语言刻画人与战马生死相依乃至人马合一的情境，展现了牧民与草原之间的荣辱与共，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当代价值观。

 

《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大河之源》海报

 

　　舞蹈作品《唐宫夜宴》（2021）讲述唐代洛阳上阳宫设宴时一群宫女赴宴途中的趣事，借助当代舞蹈艺术与影像相互融合的媒介优势，让沉睡在博物馆里的唐代乐俑变为活生生的唐代少女，将古典艺术造型还原到唐代的日常生活状态中，展现出当代舞蹈艺术家对于古代艺术生活之自然状态的反思性思考。舞蹈诗剧《只此青绿》（2021）中，故宫青年展卷人在恍惚中想象自己穿越回北宋，“窥”见青年画家王希孟当年创作《千里江山图》的场景。该剧以展卷、问篆、唱丝、寻石、习笔、淬墨、入画七个篇章，浓墨重彩地再现了画家想象中的宋代青绿山水风情，其中让珍贵的青绿山水图卷转化为宋代青年女性那高耸云际的发髻的构想，倾倒了当代观众。需要指出的是，自然景观依托着中国式“天人合一”的理念，可以体现中国文化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上的独特建树。

 

　　以上五重景观之间互有渗透和交叉，这里分开只是为了论述方便。当流变景观主要突出生活方式中的变化性因素时，兴业景观、仁义景观、中和景观和自然景观则着力揭示在变化的当代生活中对于物质富裕、国家强盛的追求以及复兴中国式传统价值观的美好愿景。

　　

三、流溯的现代性及其中国特质

 

 

　　今天简略地回望过去十年中国文艺现代性历程及其五重景观，目的当然不是沉湎其中、流连忘返，而是承前启后，也就是认识和把握新时代新征程下中国文艺现代性的新开拓。如此，有必要进一步考察上述五重景观的内涵和缘由。可以发现，这五重景观中回荡着一种既乐观向前流动又情不自禁向后洄溯的精神意向，交织着生活本身的流动性与对确定性的热忱追求。流变景观述说着动荡不宁的生活流中个体精神生活的重要性以及对于精神归宿的顽强求索，其他四种景观实际上也分别体现了变迁的生活激流中奋勇创造的姿态，让曾经一度被抛弃或批判的仁义、中和、自然等古典价值观重新回到当代生活中。从这五重景观中还可提炼出另一共通点，即流溯的现代性，它不是闻名已久的“流动的现代性”概念的笔误，而是从中国文艺现代性角度所做的不得不如此的主动修改和调整。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齐格蒙特·鲍曼曾系统阐述“流动的现代性”概念，按照他的判断，现代性已从过去那种稳定的或固体状态转化为当代流动的或液体的状态。之所以如此，是由于现代性“既没有固定的空间外形，也没有时间上的持久性”，而总是处在不确定的变动状态中，“在时间意义上（从有效地阻碍它的流动或者使流动无关紧要的意义上说），流体不能长久地保持它的任何形状，相反，它是易于连续地改变它的形状的；对流体来讲，正是它时间上的流动（即时间维度），比它占据的空间（即空间维度）更为重要：占据某一空间，毕竟只是‘短暂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固体没有时间意义；相反，对液体来讲，具有价值的主要是时间维度。我们在描述固体时，人们可以忽略它的时间；而在描述流体时，不考虑它的时间维度将是悲惨的错误。对流体的描述都是片刻和简单的印象，因而在画面的底部需要添加一个日期”[12]。因此，“流动的现代性”一词突出的是现代性在时间呈现上的不断变化。鲍曼进一步指出：“‘流动的生活’与‘流动的现代性’密切联系在一起。‘流动的生活’，指流动的现代社会里易于存在的那种生活。‘流动的现代社会’指这样一种社会：在其中，社会成员开展活动时所处的环境，在活动模式尚不及巩固成为习惯和常规之前便已发生变化。生活的流动性与社会的流动性，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流动的生活，正如流动的现代社会一样，不可能总是一个固定形式，或者长久维持原来的方向。”[13]显然，宛如流水般不断变化，已经被视为现代性的常态了。

 

　　但从中国视点看，“流动的现代性”并不适合描述2012年至今的中国文艺。鲍曼眼中那种不断变化的生活状况，在当代中国呈现为一幅既如流水般变动、又如岩石般稳定的生活图景，二者互相交融。这种生活状态的形成同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热潮关联紧密。“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14]随着国家的大力倡导、社会各界的积极落实和民间社会的自觉响应，以中国古典心性智慧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得以在当代生活中“复活”，并被许多文艺作品表达出来。数千年的文化传统给予了生活在流动性社会中的当代中国人稳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事底气。由此，须调整鲍曼所使用的“流动”一词。《诗经·蒹葭》有“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15]的诗句，在其中，“溯洄”一词本指逆流而上、行进艰难，比之“溯游”的顺流而下要困难得多。这里不妨借“溯洄”一词描述一种既向下游流动又同时向上游回流的姿态，以便能够在前行的过程中从过往获取力量。如此，变“流动的现代性”为“流溯的现代性”[16]。

 

　　流溯的现代性指2012年至今中国文艺现代性在现代第三阶段生成的一种独特的美学特质或风格。具体而言，就是该时段文艺作品中那种在向前的生活流中同时产生的向后溯洄而寻求稳定性的冲动。正是在流溯的现代性中，向前流动与向后溯洄这两种不同的力相互交织、扭结或缠绕在一起，构成更加复杂的状态。比较而言，向前流动之力是朝向未来的流动，带有某种不确定性；向后溯洄之力是朝向过去的逆向回流之力，体现出对确定性的寻求。合起来看，即在当下生活的不确定中追求依托传统的确定性。可以说，流溯的现代性带有在急速奔涌的液体般生存中探寻传统稳定性的意味。故而该时段文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有如下类型：一是探索者，总是带着疑问和好奇去探究陌生而新异的生活世界真相，例如《耶路撒冷》中的初平阳、《心灵外史》中的大姨妈和杨麦、《漂洋过海来送你》中的那豆等；二是有为者，总想在生活世界有一番作为以便做出改变，如《大江大河》中的宋运辉、《大山的女儿》中的黄文秀、《人世间》中的周秉义等；三是德行者，自觉地通过个体德性而成为他人的表率或人际关系中的协调者，如《情满四合院》中的何雨柱和秦淮茹、《正阳门下小女人》中的徐慧真、《都挺好》中的苏明玉、《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严东雷等；四是自反者，对于人类自身的行为展开自主的反思，如《朱鹮》中的樵夫及作为其转世的记者、《大河之源》中的摄影师、《只此青绿》中的展卷人等，都在人物结构中设置了一种自反性装置，带领观众反思自身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的严重过失，唤醒生态保护意识。

 

　　流溯的现代性体现出一种溯源开新的美学基调，在急速变迁的时代生活中，通过溯洄传统源头，从而面向未来、开创新生活。宛如流水般奔涌的浩荡生活流把人送往难以预知的未来时，个体以回瞥姿态返身求助于传统源头，从中吸取开创新生活所必需的精神资源。确实，面对当今世界急剧变幻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传统智慧能够带来关于人类生存方式的稳定启示，有助于在变中求不变。老子主张“人”是“域中四大”之一：“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17]世界再大，人类也居其一，有其地位，既不能超越于这世界之上，也不能不属于这世界之中。《周易》认为“人”是天地人“三才”之一：“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三才之道也。”[18]天道之阴阳、地道之刚柔和人道之仁义，共同组成世界之道。而人类能够凭借其特有的敏感“文心”去领悟世界之道，《文心雕龙》继《礼记·礼运》有关“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19]的论述之后，标举“文心”的重要性：“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人类的“文心”能够传达天地人三才中的奥秘，从而产生“文”，“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20]。由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及人与社会，儒家有关“同群”的思想也有其当代意义：“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21]人之为人的特性，正在于其只能与人相“与”，即只能在人类共同体中生活，达成“群居相切磋”的境界，“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22]。恰如张岱年指出的那样：“中国古代哲学家能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可以说达到了‘人的自觉’。”[23]他同时强调，中国传统中还存在着“生与义、富与仁的统一”，有助于批判“为富不仁”的歪风[24]。这也能为今天“共同富裕”的理念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提供有力的传统支援。

 

　　这样的中国式传统智慧已经通过2012年至今的中国文艺作品获得直觉式表达。《朱鹮》中鹮仙与樵夫的旷世奇恋以及博物馆里记者向朱鹮标本深情回瞥、依依惜别的瞬间，《大河之源》中雪豹斑纹图式所铭刻下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记忆，都以刻骨铭心的场景展示出中国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境界在当代世界的启迪价值。至于何雨柱、秦淮茹、徐慧真、苏明玉、严东雷等人物所展现的中国式心性智慧传统，也能给予当代中国和世界以同样宝贵的启示。当今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及现代性品格各有其新异而令人欣羡处，但中国传统及其展开的独特境界可以给走向未来的中国和世界奉献出坚如磐石的生存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