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研究试图从中国电影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出发，因应数字时代的学术生产方式，基于交叉学科与数字人文的方法论视野，依循平台融合的思路并结合创新机制与评价机制的确立，在知识论、知识管理学与知识情境分析的框架中展开全方位、全领域与全要素的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及其数字平台建设。为此，需要深入探讨数字人文视野里的电影平台建设、知识社群共享下的电影学术组织以及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的目标设定，为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研究寻求体用合一、史论合一与知行合一的对话空间，并构建一种不可或缺的数字基础设施。

关键词：数字人文知识社群平台建设中国电影知识体系

 

本文所涉主题和研究路径，主要包括“中国电影知识体系”“数字人文”“电影平台建设”“社群实践”与“电影学术组织”等相互关联的几个方面；广而言之，又几乎跟与中国电影相关的“电影知识的知识”或“电影研究的研究”联系在一起。当然，由于电影在生产与传播体制及其一般运作机制等方面，具有不同于其他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的特殊性，作为知识体系的中国电影研究，较晚才真正起步并获得其应有的学术史地位，但其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原初”形态、特定“代码”、传统“基因”及其“隐性”知识，仍然是考察中国电影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逻辑起点和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源，也就应该是其学术史的题中之义。为此，有必要通过大量参阅相关文献，并在“百度学术”“未名学术”“google scholar”等学术资源平台与“民国时期报刊（1911—1949）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等知识发现网络展开广泛搜索，进一步在“知识元”基础上就各种文献进行片段融合，对相关数据予以认真地清洗和整理。
可以发现，在全球、国族和个体等领域，以及历史、现实和未来等维度，中国电影都积累了不可多得的经验和教训，并正在展现出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建基于此的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研究，也随之获得应有的关注和深广的期待。（1）从总体分析，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以及从创意创作、受众传播到理论批评、历史阐释等各个层面，在海峡两岸电影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在与中国社会和世界电影交流互动的过程中，也已形成较为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样，在对保守与开放、传统与现代、国族与全球等复杂关系的不断讨论和反复争辩过程中，中国电影也逐渐整合中西古今话语，获得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历史机遇以及学派生成的本土语境和主体意识。更加令人瞩目的是，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便以一批极具现实性、现代感而又充满民族气派的优秀作品享誉世界。在20世纪50—90年代的世界影坛，也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中国动画学派”，并以武侠功夫片、戏曲歌唱片和家庭伦理片等类型样式传播到东南亚以至全球各地。改革开放以来，海峡两岸中国电影通过交流合作，以更高的能见度和更强的影响力，持续向本土和世界集中呈现其独具魅力的艺术美学追求、思想情感深度和民族文化品质。随着主流大片与电影新力量的崛起、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电影工业体系的逐步完善，迄今为止，已有各种努力，试图从电影实践、电影研究和电影教育领域尤其是电影理论、电影史、电影批评等各个层面介入对中国电影知识的分析和探讨，但也更加需要相对明确地从知识论、知识管理学与知识情境分析的理论视野，结合交叉学科与数字人文的方法论，从电影学科、电影学术、电影话语与电影创新、电影评价等交流互动的整体维度，对中国电影知识展开针对性的平台建设与体系性的研究工作。本文即在此背景下，因应数字时代的学术生产方式与平台革命语境下的知识管理路径，结合正在开发与运作之中的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CCKS，http://movie.yingshinet.com），探讨数字人文视野里的电影平台建设、知识社群共享下的电影学术组织以及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的整体框架，为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研究设定基本的学术目标，并寻求体用合一、史论合一与知行合一的对话空间。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目标设定的基本框架，参见图1。

图1.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目标设定的基本框架

 

一、数字人文视野里的电影平台建设

 

数字人文视野里的电影平台建设，是建构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的必由之路。在继承与创新年谱学和目录学基础上展开的影人年谱、电影百科和影文索引，以及在算法思维和计量电影研究基础上展开的影片分析、影业探察和知识生成，将依托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既致力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又期待着“见微知著，睹始知终”，试图为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研究搭建不可或缺的数字基础设施。目前，随着Netflix、Disney+、Youtube、Amazon Prime Video、Apple TV+、HBO MAX、Viu以及爱奇艺、优酷、腾讯、哔哩哔哩（bilibili）和1905电影网等流媒体平台的出现，中外电影的市场格局和消费方式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针对上述流媒体、视频平台和以IMDb（互联网电影数据库）、豆瓣电影等为代表的在线评分和推荐系统，国内学术界也在从技术、法律、传播与商业模式、产业化等各种角度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探讨，并取得了较有价值和意义的研究成果，为数字人文视野里的电影平台建设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确实，数字时代的学术生产，既需要对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保有深刻的警惕性，也需要对“算法”“媒介”“技术”以至“知识”和“平台”本身予以批判性反思。这一点，早在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的《数字乌托邦》与阿里尔·扎拉奇（Ariel Ezrachi）、莫里斯·E·斯图克（Maurice E.Stucker）的《算法的陷阱：超级平台、算法垄断与场景欺骗》等著述中就有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前者将数字时代的人类比作1966年首播的科幻影视剧《星际迷航》（Star Trek）中的族群，认为为了摆脱生存的困惑与抵抗的徒劳及其对灵魂的吞噬，人类最大的义务就是抵抗制度、商业或技术的力量（2）；后者则将大数据和科技创新所造就的超级平台，如装载在移动设备上的苹果iOS操作系统与谷歌Android操作系统等，跟1988年公映的美国影片《楚门的世界》（The Truman Show）联系在一起，认为这个由算法驱动的虚拟世界，作为一种受控的生态系统，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危害可能远超于人类目前的认知。（3）同样，随着电商、服务、社交、信息、金融、技术以及知识协作、软件开源等平台趋势的崛起，数字平台更进一步地深入搭建数字化基础设施，社会也越来越依赖于平台，平台革命正在以无法预测的方式改变着世界。面对这一巨变所产生的重大挑战，杰奥夫雷·G·帕克（Geoffrey G.Parker）、马歇尔·W·范·埃尔斯泰恩（Marshall W.Van Alstyne）与桑基特·保罗·邱达利（Sangeet Paul Choudary）在《平台革命：改变世界的商业模式》一书中呼吁，（4）希望国家、社会或公众能够作为一个整体，来制定创造性的和人性化的响应对策，以使平台革命不会改变科技、商业和整个经济体系需要服务的对象，即人类构想的终极目标，释放个人潜能并建设一个人人富足而充实的，有创意性和多彩生活的新世界。在对平台资本主义及其垄断性质和监控状态展开追踪和溯源之后，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也在《平台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5）不仅需要创建由国家资源主要投入的公共平台，将其作为公共事业并促进其发展，而且需要更加彻底地推动后资本主义平台，利用这些平台收集的数据重新分配资源，实现民主参与，建设更美好的未来。显然，无论对“数字”的警惕，还是对“平台”的反思，都需要在当前的数字资本主义或平台资本主义环境下，在努力继承并充分吸纳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建立一种跟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人工智能以及认知科学等领域相关的新的知识生产、创新与分享规则，需要对数字时代的知识予以创造性、生产性和实验性的探索和批判。这也就意味着，包括电影平台在内的数字平台建设，需要在数字人文的视野里展开。
按安妮·伯迪克（Anne Burdick）、约翰娜·德鲁克（Johanna Drucker）等数字人文学者的理解，（6）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生产方式，数字人文无疑为探察人类的文化遗产、想象未来的可能性开创了新的重要空间。通过共享知识引发文化内容的再利用与再混合，数字人文将为人类迎来一个互联性更强、开放性更高、公众参与更广泛的世界。这也是一个以全方位协作、批判性集展与去疆界化拓展为关键的“泛在学术”的世界。同样，大卫·M·贝里（David M.Berry）、安德斯·费格约德（Anders Fagerjord）也明确指出，（7）数字人文是将数字技术和数字方法引入人文学科的典范，也为孕育21世纪人文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打下了基础。在数字时代，人文学科愈发需要将人文价值观和其自身贡献跟公共文化联系起来，批判性数字人文则可以从批判性的角度开发工具、数据和元数据，通过将批判性思维延伸到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或文化的范畴中去，帮助人们反思存在的价值与生活的意义，拓宽对数字世界中人类文化的理解。正是基于这种批判性的数字人文视野，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与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大数据实验室合作开发的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试图在平台革命的宏观趋势中深入考察从数据库到数字平台的电影研究路径，通过知识论、知识管理学与知识情境分析的研究框架，跟主体性的价值观、整体性的组织方式与具体化的实际应用结合在一起，以“影人年谱”“电影计量”“知识生成”“电影百科”“文献索引”等五个特色数据库为中心，搭建一个学术导向、优特数据、众包群智与开源共享的、具有思辨性和成长性的中国电影数字平台，并力图与中国电影的史论研究、学术创新以及公益服务互动共生，为反思中国电影实践、推进“中国电影学派”并构建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奠定必要的基础，参见图2。图2.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中“影人年谱”（2022年6月24日）与“影人年谱”（2022年7月10日）的可视化页面

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部署环境为阿里云CentOS7.2，采用前后端分离的软件架构。后端以Python+Flask生成Json数据，前端采用最新的Vue3+ElementUI，可视化交互利用D3.JS实现，数据库则采用MySQL。其功能模块即为上述五个特色数据库。

以“影人年谱”为例。“影人年谱”之于中国电影史研究的重要性，以及数字人文与影人年谱之间的关系问题，笔者已在相关论文中进行过专门探讨，（8）另有陈刚、普泽南、谭文鑫、檀秋文、张隽隽、李鹤伊、李春芳、孙婧、乔宁、刘璐、孔令旗、杨洲等学者展开过相关研究。在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里，“影人年谱”是最重要的特色数据库之一。该数据库目前已经收录包括费穆、蔡楚生、袁牧之、郑君里、郑正秋、卜万苍、程步高、吴永刚、孙瑜、陆洁、张善琨、马徐维邦、董克毅、方沛霖、阮玲玉、王人美、白光、吕班、胡金铨等在内的一百四十多位中国电影人（包括编剧、导演、摄影师、美术师、演员以及制片人、发行人等不同职级），试图以学术性、规范性和权威性为主要目标的平台战略，以课题支持、成果激励和众包群智为基本动力的社群实践，分步骤、分阶段地建设并完善既有较大规模，又在专业性上精耕细作的“影人年谱”编纂，以此为基础，通过知识生成和可视化分析，进一步探讨全方位、全要素与全领域构建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的可行性方案。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制定并公布了“影人年谱”的操作指南。“影人年谱”与平台内其他相关数据库的建设，并不是简单的数据录入，而是深入的研究实践。也就是说，作为平台内容的提供者与使用者，实践社群不是数据的搬运工，而是知识的生产者。编纂相应的“影人年谱”的经历，就是在搜索、清理、整合、比较并分析各种互不相联的、“孤岛”式的数据库存，并在建立新的关联、发现新的议题与提出新的问题、解决新的难题的过程中探寻电影研究与中国电影研究的新路径和新方法，以此推动数字时代中国电影学术的整体转型。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操作指南还涉及史料出处、影人笔名以及“影人年谱”的“电影特性”等诸多需要注意的事项，特别强调了应该以影人的生平事迹和活动轨迹为中心，尽量纳入跟电影生产与消费相关的机械、机器、影院、场所等物质和技术层面，以及电影组织、创意与发行、放映与传播等相关方面的内容。如果说，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是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研究的数字基础设施，那么，包括“影人年谱”“文献索引”等在内的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研究，就是在建构以该平台为基础的中国电影生态系统。

目前，全球范围内已经出现了一批以学术研究为主要目标并富有鲜明特色的电影数字平台。其中，在美国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支持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太平洋电影资料馆和电影研究中心（BAMPFA）在1996年发起CineFiles项目，将其文献收藏中包括电影评论、影人采访、普通文章、学术论文、宣传材料、节目说明、书籍节选、小册子、影人文本和通信等各种文献资料，以及许多从20世纪初到当下的其他罕见档案进行索引和数字化，并在得到版权所有者的许可后，免费提供网络共享（参见图3）。

图3.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太平洋电影资料馆

和电影研究中心的电影文档界面

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就是在广泛学习和深入研究上述知识平台的基础上，通过跨平台交流，结合相关平台领域里的各种经验和教训，制定并维护平台运作的基本规则及其生态系统观念，在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的考据学、年谱学和目录学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回归影史风景、重建影人记忆并重返人文感性，为数字人文视野里的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研究增添活泼生动的图景。

 

二、知识社群共享下的电影学术组织

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了应对因复杂分工和快速更新而造成的日渐困难的知识挑战，也为了适应更有自主意识也更具系统性的知识管理趋势，数字人文视野里的电影平台建设，需要发挥知识社群在电影知识管理上的特定优势和创造潜能，展开以社群共享实践下的电影学术组织为中心、以众包群智为特色的电影知识体系建设。

作为“大数据时代的预言家”，英国学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ӧnberger）认为，“大数据”并非一个确切的概念，但对海量数据的处理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是人们获得新的认知、创造新的价值的源泉，还是一种改变市场、组织结构以及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方法。（9）按2015年国家颁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10）“大数据”是以容量大、类型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合，正快速发展为对数量巨大、来源分散、格式多样的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和关联分析，从中发现新知识、创造新价值、提升新能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服务业态。显然，在处理海量数据或“大数据”并创造新价值的过程中，无论技术引领，还是数据驱动，最终能起关键作用的主导性因素，应该还是具有网络时代知识创造和使用能力的知识社群，以众包群智的方式释放各人的潜能，真正实现知识和价值的创新。（11）知识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ce，也译为实践社群，在本文中二者通用）是在网络社会中跨越不同部门、不同组织与制度边界，由多机构、多个体因相同兴趣和相互理解而共同参与的开放式和协同性创新组织，是在社群共享实践下分享信息、交流思想、互提建议的人群集合；在积累知识、共同学习的过程中创造新的知识并发现新的价值，也因此形成一种愿意分享和转移自身技术、经验和诀窍等相关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信任氛围以及共同拥有的身份意识。诚然，个人都是通过特定的社群才得以发展并共享知识创造及使用能力的。甚至当人们为某个大型组织工作的时候，他们仍然会参加某些更加专业的社群，定期与社群内其他人进行交流，以此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因此，这种知识社群一般都是非正式的，跟组织中的“正规部门”有着明显区别。（12）总之，人是一个组织所具有的最重要的资源，组织必须对知识社群的存在性具备较为深刻的认识。同样，知识社群无处不在，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但已成为全球知识经济和智识时代不可或缺的关键。现有的开源软件开发社团、维基百科编辑社区和众包翻译平台等，便大多通过互联网结成开放性和去中心化社区，通过协作产生大众智慧或集体智能。作为知识创造活动的基础，知识社群为学习型组织提供具体的组织构架，也已成为知识管理的未来发展方向。尽管迄今为止，知识社群仍然主要应用于企业范围和商业活动，并相对缺乏数字人文的反思性和批判性视角，但正如研究者所言，基于社群的知识发展原则将在政府、教育、学术以至公众领域扮演重要角色并开拓创新空间，甚至，“知识社群将帮助社会形成无处不在的知识导向型结构，它们将为一个日渐流动化、全球化和充满变化的世界提供新的据点和节点”。（13）在知识管理学和平台战略框架里，数字连接和平台模式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在消除时间和空间的阻碍，利用尖端软件建立更加准确、迅速和便捷的联系，试图在生态系统中消除传统的守门人，借助基于数据的工具创造一种社群反馈回路，进而通过在线知识社区的知识集成，将多种场景、多种维度和多个层面的知识单元综合而成特定的知识系统。按杰奥夫雷G·帕克、马歇尔·W·范·埃尔斯泰恩、桑基特·保罗·邱达利的观点，平台颠覆了经典的公司架构，其最重要的价值是由社群用户创造的。同样，维基百科的编撰实践，不仅启发了以大规模协作改变一切的“维基经济学”，（14）而且表明平台的知识生产能够利用社群反馈取代传统的供应链。正是利用平台模式，维基百科借助外部撰稿者增强了对信息内容的审查，建立了一个在质量和范围上堪比《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信息库。（15）事实上，“维基百科”编辑社区正是这种具有代表性的知识社群，亦即开放自创生组织。（16）除此之外，早在2007年，社交网站Facebook就发动全球40万志愿者，采用网络协作、众包翻译的模式，为平台所用的75种语言中的55种进行翻译并取得成功，开启了众包翻译的新时代。包括韩国Flitto，荷兰Global Voices以及中国译言网、豆瓣同文馆、做到、Fiberead等在内的各种众包翻译平台，也为社群共享实践中的网络众包模式提供了范例，当然也面临着知识产权、工作伦理等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17）在影视及娱乐媒介领域，各种“字幕组”更是如此。国内曾有学者基于已成规模的字幕组（如人人字幕、TLF、伊甸园等）平台，使用民族志方法，结合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理“深描”字幕组进行文化创作生产的具体情境和流程，将因共同的兴趣爱好集聚于网络文化信息生产的字幕组成员称为“网络知识劳工”，认为字幕组的翻译创作既是免费的弹性的兴趣劳动，又是平台与知识劳工开创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传播技术以给予“自由”的方式索要字幕组成员的精力和时间，使其娱乐兴趣与网络劳动工作的界限趋于模糊，也使得这种信息资本主义的弹性经济积累与跨时空、跨国界、跨阶级的剥夺更具隐蔽性。（18）当然，也有学者基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以质性方法考察网络字幕组的网络分享实践，发现字幕组的分享模式是自愿、自由、自主与自我管理的结合。其成员亦即知识社群出于积累个人社会文化资本的动机进行字幕分享，最终呈现利他主义的结果，但由于外部条件的约束和内部价值的冲突，字幕组仍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19）2014年11月22日，国内两家主要提供海外影视剧中文字幕下载的知名网络平台和一家老牌字幕组便宣布关停和停更。跟所有的知识社群一样，字幕组虽然通过平台创造的融合文化为志愿劳动者创造内容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作为新型的“产销者”（prosumer）为影视文化传播领域的知识创新和价值创新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但在版权争议背后，中国的字幕组一直游走在法律和伦理的“灰色地带”。尽管如此，国内外学术界仍然强调了知识社群之于知识交互与平台建设的重要性及相关性。仅就国内而言，有学者指出，实践社群在社群支持的作用下，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知识共享能力、知识重用能力与知识创造能力之间相对收敛有序的状态。社群支持水平越高、序参量水平越高、知识创造能力越高，实践社群也将更快速地向更高水平阶段发展。（20）另外，实践社群知识扩散涉及实践社群成员、实践社群所处环境、实践社群成员知识等基本要素。实践社群成员不仅是知识扩散的发起者，也是知识的接收者。实践社群知识扩散的效率和效果影响实践社群的创新能力。（21）作为一个以学术导向为主、以用户创造内容和众包群智为基本特征的开源共享社区，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便试图借鉴“维基百科”、字幕组以及其他相关知识社群在平台运作与社群实践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以国家课题为主要依托，通过吸纳国内外各种不同的电影爱好者、电影研究者与相关兴趣者，组建一个跨国别、跨地域与跨学科、跨机构的新型电影学术组织。

目前，这一新型的电影学术组织，基于每一成员对所处学术环境的共同感受、对电影学术使命的共同理解，以及对其承担的学术责任的共同确认，在进一步交流、互动与合作中建立新的合作关系和信任机制，通过共同参与的方式积极开发电影学术领域的共享资源。这种共享资源即包括此实践社群所积累的全部知识。具体而言，主要根据电影兴趣、研究领域、语言能力、技术特长、网络支持和时间安排等各种条件，通过平台发起者学术声望、讲座吸引与核心成员相互介绍、彼此学习等方式，持续招募和纳入新成员。平台将获取的各种经验不断归纳整合为各种文件，并将平台的知识生成过程标准化、结构化，不断以文字、图示或视频等操作指南的方式向新成员传授知识，为平台发展提供建议。平台也给各位成员提供各种机会，使其能够在一些特定的问题上得到帮助，了解平台及其实践社群正在探索和研究的领域，进而主动承担创造和维护平台内容的职责，使自己成为社群活动的一部分，因此获得社群身份，将自己的相关研究成果有效地嵌入有组织的学术实践之中。更重要的是，这一有关电影学术的实践社群，还具备进一步学习的潜在能力。社群将为其成员提供处理新情况和创造新知识所需的各种资源（如相关书目、文献索引、已有平台数据“中文电影百科”的整体嵌入以及各种电影展映、读书沙龙等学术活动）。

作为知识社群共享下的电影学术组织，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是对当前学术组织日益官僚化、权威化、单位化与固态化的反省，力图使每一个拥有共同兴趣的学术个体找到更加合适的工作伙伴，获得学术产出的满足感，增强学术组织的凝聚力。随着平台规模的不断增长，也需要更多考虑这一电影学术组织成员的知识异质性，适当控制社群成员的知识重叠度，鼓励不同学科、不同学历背景的参与者进行深度交流；积极推动电影学术组织建立知识交流的常态化机制，让更多社群成员能够养成相互交流的良好习惯，破除内外部知识共享难以拓展的壁垒，更好地推动社群成员的知识扩散，确保能够形成良好的知识共享氛围和更少拘束的知识创新空间；同样，需要更加注重实践社群激励机制的制定，适当采取多层次的激励方式，结合新技术和融媒体状况，完善实践社群知识扩散的渠道，进一步提升实践社群知识扩散的效率与效果。

如果说，平台化生存是中国电影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路径，那么，知识社群共享下的电影学术组织，其职责和使命就是寻求并培养潜能激发、个体实现、自我迭代与持续创新的电影学术新生代，为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储备必不可少的人才库及学术资源。（22）

 

三、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的目标设定

通过数字人文视野里的电影平台建设与知识社群共享下的电影学术组织，可以期待在知识论、知识管理学与知识情境分析的框架中展开全方位、全领域与全要素的中国电影知识体系构建，即在价值诉求、组织沟通与实际应用及其交互生成的过程中，从本质认定、动态把握与特色呈现的角度，全面而又深入地探讨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的主体性、整体观与具体化，为中国电影的学科、学术、话语体系与创新、评价机制的确立设定更加长远而又系统的目标。

第一，从知识论、价值诉求与本质认定的层面探讨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的主体性，意味着需要更加广泛学习与充分吸纳全人类哲学、思想与知识体系的精华，结合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方法与数字人文手段，以开放的视野和自信的眼光，在自觉意识、中外比较与互动融合的观念中，通过历史性回溯、时代性反思与创造性转换、创新性拓展，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以此全面深入地建设更具问题意识，也更有包容性和解释力的中国电影知识体系。这是一种立足于新的历史使命感和现实责任感的中国特色电影知识体系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在相关问题上的各种探索，既为中国电影民族化路径和世界性表达寻求新的方案，又为电影强国目标和国家文化战略提供具体理论和实践支持，更为国家知识创新和评价体系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这方面，可以借鉴21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设的经验和成果。从21世纪最初几年开始至今，为了超越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哲学普遍套用和极力附会西方哲学之弊端，真正建立中国哲学独立的理论和方法，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与“中国哲学学科建设问题”等相继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热点话题。就“国学的新视野和新诠释”“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中国哲学建构历程”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危机”“重写哲学史与中国学科范式创新”“重建中国哲学话语系统”“建设汉语哲学”以及“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设”等方面展开的各种讨论和争鸣，更是从传统、古今、中西等无法回避的经典维度，积极阐发和深入诠释着中国哲学的身份意识。（23）无论中国哲学的“自己讲”“讲自己”，还是在“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两种定向下的视域融合，或者在中西体用之间持续生发的各种观点，都与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建构联系在一起。正如《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设文选》（2020）一书“前言”所述，跟“哲学主体性”的确立一样，对于正在展开的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建构而言，“电影主体性”的确立无疑也是重中之重。如何超越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批判性地反思“舶来品”“现代性”“白话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或“后电影”等观念下中国电影之于西方电影的迷思，深入探讨中国特色的电影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提出跟中国电影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经济状况等密切相关的各种问题和议题，已经成为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建构的首要任务。“中国知识体系建设”项目设计的宗旨是重建中国知识体系的“自主性”，把建设一整套能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的知识体系，作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根本任务。与这一宗旨和任务相呼应，“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设”就是要抓住“哲学”作为近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基础这一核心特征，从哲学自身的知识体系建设出发，通过“哲学主体性”的确立来为中国知识体系的“中国性”奠基。

跟“哲学主体性”的确立一样，对于正在展开的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建构而言，“电影主体性”的确立无疑也是重中之重。如何超越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批判性地反思“舶来品”“现代性”“白话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或“后电影”等观念下中国电影之于西方电影的迷思，深入探讨中国特色的电影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提出跟中国电影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经济状况等密切相关的各种问题和议题，已经成为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建构的首要任务。第二，从知识管理学、组织沟通与动态把握的层面探讨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的整体观，意味着在知识经济和电影工业4.0时代，既需要超越一般知识论对知识体系的传统认知，也需要在集成视角下论述知识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并针对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以及平台建设的即时更新，结合电影自身作为媒介艺术的、不同于其他各种人文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的独特属性，从电影知识管理学、电影智力资本与组织学习等角度，分析研究电影知识的本质，利用相应的电影知识工具，生成、激活并创造新的电影知识，构建整体观意义上的中国电影知识体系。

目前，作为一门渊源久远、却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建立的新兴学科，知识管理学已经横跨许多学科领域并在系统理论、组织心理学、智能代理、可视化、数字挖掘/数据仓库、目标管理、信息资源管理和认知科学等领域影响甚巨。随着日益先进的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们完成（或消除）复杂工作并构建知识体系的能力也将得到巨大提升。在国内学术界，跟信息服务、数字人文等相关的知识管理研究也在不断展开。其中，胡昌平等著《创新型国家的知识信息服务体系研究》（2011）、王东波著《面向知识挖掘的平行句法语料库构建研究：数字人文视角下的史部典籍信息组织》（2019）、王曰芬、陈必坤、关鹏著《数据驱动的知识服务体系与方法》（2019）以及任明著《数字人文领域知识图谱构建方法与实践》（2022）等较具代表性。（25）

由于各种原因，电影知识管理学并没有在电影学和知识管理学领域获得应有的关注。早在《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1973）一书中，（26）电影已经被当作一种知识生产的产业和职业。《电影文化的兴起：知识生产、机构设置与先锋派在欧洲的命运（1919—1945）》（2014）一书，（27）则以先锋派在欧洲的历史处境为例，探讨了电影文化通过知识生产、传播机制及其制度化而兴起等问题。为了填补迄今为止电影知识管理学的空白，推动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研究，中国电影学、电影管理学与知识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可谓任重道远。

第三，从知识情境分析、特色呈现与实际应用的层面探讨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的具体化，意味着需要解决从古至今跟人类纠缠不休的知识问题亦即“真知”的出现“与人无涉”的基本悖论：似乎只有当人将自身从感官的幻象、从文化所致的误解与偏见、从政治偏好和个人情感生活的激情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触碰到“知识”。其实，知识是人类的产物，“真知”的获得根本无法摆脱人、社群和文化的影响。一种关于情境中的知识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不仅将个人与社会的符号表征当作所有知识体系的基础，而且将其理解为源于自我、他者和客观世界三者相互关系的一种对话性形式。正如桑德拉·约夫切洛维奇（Sandra Jovchelovitch）所言，（28）表征模式导致知识形式的多样化和异质性，能够恢复知识与产生知识的个人世界、人际世界和社会文化世界之间的联系。在形塑知识的形式与功能的过程中，表征模式以表征谁（who）、如何表征（how）、为何表征（why）、表征什么（what）以及表征何为（for what）为核心。

显然，从知识情境分析和表征模式层面对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展开研究，同样需要具体化地面对中国电影自身的丰富性、复杂性以至矛盾性，在反思并解构普遍路径、线性进化和理性进步等传统观念的过程中，回到中国电影的在地经验、本土话语和内在样貌，在中国电影独特的社会情境、历史演变与意识形态、心理根源中，将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相对抽象的、本质的特性转换成更加具体的、多样化表征。

总之，数字人文视野里的电影平台建设、知识社群共享下的电影学术组织以及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的目标设定，将为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研究寻求体用合一、史论合一与知行合一的对话空间，并为国家知识工程与电影强国战略构建一种不可或缺的数字基础设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电影知识体系研究”（项目批准号：22ZD10）与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影人年谱与中国电影史研究”（项目批准号：19BC033）阶段性成果。

注释：

（1）相关讨论可参见李道新《影道惟新：中国电影的创化与传承》，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9年版，第2—7页。
（2）[美]尼古拉斯·卡尔《数字乌托邦》，姜忠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333—351页。
（3）[英]阿里尔·扎拉奇、[美]莫里斯·E·斯图克《算法的陷阱：超级平台、算法垄断与场景欺骗》，余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39—47页。

（4）[美]杰奥夫雷G.帕克、马歇尔W·范·埃尔斯泰恩、桑基特·保罗·邱达利《平台革命：改变世界的商业模式》，志鹏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284—286页。

（5）[加]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9—142页。
（6）[美]安妮·伯迪克、约翰娜·德鲁克、彼得·伦恩费尔德等《数字人文：改变知识创新与分享的游戏规则》，马林青、韩若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8页。

（7）[英]大卫·M·贝里、[挪]安德斯·费格约德《数字人文：数字时代的知识与批判》，王晓光等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前言”第1—3页，第175—193页。

（8）参见李道新《影人年谱与中国电影史研究》，《当代电影》2019年第1期；李道新《数字人文、影人年谱与电影研究新路径》，《电影艺术》2020年第5期。

（9）[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页。

（10）《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http：//www.gov.cn/xinwen/2015—09/05/content_2925284.htm，2023年1月5日访问。
（11）参见[美]杰夫·豪《众包：群体力量驱动商业未来》，牛文静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12）[法]查尔斯·德普雷、丹尼尔·肖维尔主编《知识管理的现在与未来》，刘庆林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280页。
（13）Etienne Wenger,Rrichard McDermott,William M.Snyder,Cultivating Communities of Practice:A Guide to Managing Knowledge,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2002.

（14）参见[加]唐·泰普斯科特、[英]安东尼·D·威廉姆斯《维基经济学：大规模协作如何改变一切》，何帆、林季红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加]唐·泰普斯科特、[英]安东尼·D·威廉姆斯《维基法则：互联世界的新解决方案》，王姝婷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版。

（15）同（4），第6—12页。

（16）夏昊翔、关希望、王众托《开放自创生组织中的知识集成：以维基百科编辑社区为例》，《复杂科学管理》2020年第2辑。

（17）张慧玉、杨晰雯《众包翻译平台的伦理问题及其对策：多案例对比研究》，《中国翻译》2020年第4期。

（18）曹晋、张楠华《新媒体、知识劳工与弹性的兴趣劳动——以字幕工作组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5期。

（19）赵珞琳《网络分享的动机、模式与困境：对网络字幕组的质性考察》，《出版科学》2021年第6期。
（20）李柏洲、王丹、赵健宇、曾经纬《基于B—Z反应的企业实践社群知识流动演化研究》，《管理工程学报》2019年第3期。

（21）李柏洲、曾经纬、董恒敏、王丹《实践社群知识扩散模型及仿真研究》，《运筹与管理》2021年第1期。

（22）相关表述，化用忻榕、陈威如、侯正宇在《平台化管理：数字时代企业转型升维之道》（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版）中的归纳和总结。

（23）可主要参考下列文献：1彭永捷主编《论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危机》，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彭永捷主编《重写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协调会议办公室编《构建新时代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上、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王立胜主编《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设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

（24）王立胜主编《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设文选》“前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

（25）胡昌平等《创新型国家的知识信息服务体系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王东波《面向知识挖掘的平行句法语料库构建研究：数字人文视角下的史部典籍信息组织》，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王曰芬、陈必坤、关鹏著《数据驱动的知识服务体系与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任明《数字人文领域知识图谱构建方法与实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26）Fritz Machlup,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

（27）Malte Hagener ed.,The Emergence of Film Culture,Knowledge Production,Institution Building and the Fate of the Avant-garde in Europe,1919-1945,Berghahn,2014.

（28）Sandra Jovchelovitch,Knowledge in Context:Representations,Community and Culture,Routledge,2007,pp.1-9.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教育部特聘长江学者，本文选自《当代电影》2023年第3期）

编辑：任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