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组：从瓦舍勾栏到现代剧场：
中国戏曲演出场所的演变与制内市场下的生存之道
中国戏曲艺术的千年生命力，与其赖以呈现的物理空间，即演出场所的变迁紧密相连。从宋元瓦舍勾栏的喧嚣市井，到明清戏园的社交盛宴，再到聚光灯下的现代剧场，场所的演变不止于建筑形态的更迭，也映射出戏曲艺术形式与商业模式的演进轨迹，更展现着市场活力与国家意志交织、娱乐功能与社会教化并存、艺术传承与现代转型碰撞的关键问题。这一历程，鲜活地诠释了中国“制内市场”的核心特征—市场运作始终在国家权力调控的框架内进行。
一、 演出场所的千年演进与国家干预的贯穿
中国戏曲表演空间的源头可追溯至远古，历经露台、舞亭等阶段。宋元时期，伴随城市商品经济繁荣，大型综合性娱乐中心—瓦舍（瓦子、瓦肆）兴起。其名取自“来时瓦合，去时瓦解”，形象描绘了观众流动的自由与场所的开放性。瓦舍内百艺杂陈，人流如织。其中专门用于演出的区域—勾栏（勾肆、游棚），用栏杆圈围形成相对独立的空间，成为中国最早的专业化商业剧场。勾栏的出现（约1023-1085年间），解决了售票管理和防止“蹭戏”的问题，满足了强烈的商业诉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强调，勾栏为戏曲成熟提供了关键物质基础，使演员有立足之地，剧作有展示之台，推动戏曲正式进入商业市场。然而，即使在商业气息最浓的勾栏，国家干预也如影随形。南宋临安府的瓦舍勾栏，城内归修内司管理，城外隶属殿前司。北宋汴京瓦肆伎艺由宫廷教坊乐官“主张”（管理）。内容上，“杂剧讳言”制度禁止扮演帝王圣贤，体现了官方管控。
明代中期勾栏逐渐衰落，士绅官僚府邸的“家乐堂会”因灵活性和与家庭生活（宴宾、庆典、丧祭）的紧密结合而兴盛，填补了空缺。同时，在江南经济发达地区，更固定、成熟的商业化剧场—“戏园”形成。它承接了瓦肆的社会功能，成为戏曲消费的核心场所。戏园常与茶园酒馆结合，实行“茶资含戏票”模式，建筑样式更封闭多样以适应更大客流，成为都市社交与娱乐文化代表。明清时期的国家干预更为系统化，例如宫廷垄断顶尖艺人，戏曲服务于宫廷礼仪与皇权建构，民间不得僭越。官方祭祀活动也常伴戏曲以宣扬意识形态。这种贯穿始终的干预，源于统治者深刻认识到戏曲强大的“正外部性”—它与民众日常生活、精神世界、道德教化、社会秩序紧密相连，覆盖面广，影响力深。戏曲成为传达儒家忠孝节义的有效载体，同时也曲折承载着民间的道德诉求与情感宣泄，在某种程度上疏导社会情绪，维护秩序，协调共存。
二、 现代剧场的崛起与深刻转型
民国初年，在戏剧改良浪潮和西方文化影响下，旧式戏园开始向“现代剧场”转型。这标志着戏曲演出空间正式迈向现代化。现代剧场已成为当代戏曲生存无法回避的关键场域，其影响深远，机遇与挑战并存。
现代剧场显著提升了戏曲演出的专业化、规范化和艺术表现力。它提供了稳定、高质量的物理空间和现代化的传播平台，有助于剧目的经典化、剧团品牌化建设，并成为吸引新观众群体的重要窗口。票房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部分剧团的生存能力，促进了戏曲在现代艺术体系中的合法化地位。然而，这一转型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挑战。
在生产端，现代剧场的标准化要求与传统戏曲表演的即兴发挥、观演互动灵活性存在冲突。同时，现代剧场高昂的固定成本，极大地加剧了戏曲作为现场表演艺术固有的“成本病”。这使得剧团在生存压力下，往往倾向于排演市场风险小、收益相对稳定的经典传统剧目，严重挤压了实验性、创新性剧目的创作与上演空间。
在消费端，现代剧场严格的物理区隔和行为规范显著消解了传统戏曲观演中特有的“仪式感”和集体狂欢属性。观众的角色从积极参与、即时反馈的“参与者”，转变为被动欣赏的“旁观者”。同时，相对较高的票价、剧场特定的地理位置及其所携带的“高雅文化”符号，共同作用导致了显著的受众分层与文化区隔。这无形中疏远了底层民众和习惯传统观演方式的老年群体，使戏曲面临从历史上广泛的“大众娱乐”蜕变为特定社会阶层“品位消费”的风险。
在价值维度，进入现代艺术体系后，戏曲原本承载的丰富社会功能渐弱。其价值更多被纯化为审美欣赏的对象。如何在现代语境下平衡与彰显其深厚的文化价值，同时应对严峻的经济生存压力，成为核心挑战。在传播维度，现代剧场虽为专业化宣传和跨地域交流提供了平台，但也无可避免地将本地戏曲置于与外来文化产品更直接的竞争中。
三、 国家干预的新形态：系统性政策护航
面对现代剧场转型带来的严峻挑战，国家干预以更为系统化、制度化的戏曲扶持政策体系延续其调控角色，在应对“成本病”、补偿正外部性、保障传承发展方面发挥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约1978-2000年）进行了市场化探索，试图引入市场机制激发活力、提升效率。进入新世纪，文化体制改革深化（约2000-2015年）。如推行院团分类改革；《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政府大规模采购公共服务；扩大税收减免范围。这一阶段的政策标志着官方正式承认戏曲具有“准公共文化产品”属性，通过财政托底保障公益性院团基本运行，以应对成本病，补偿其强大的社会正外部性。2015年至今，进入系统性扶持与刺激消费阶段。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构建了全方位的扶持网络。在供给侧提供创作补贴、人才培养专项补贴、并将戏曲演出场所建设纳入城乡规划予以支持。在需求侧实施惠民低价票补贴政策、大力推进“戏曲进校园”工程、资助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推广普及。在产业生态层面，则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探索建立戏曲音像版权保护与交易平台。这一阶段政策的核心特征在于精准干预“成本病”，并通过文旅融合积极探索将深厚的文化资本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价值。
四、 文化调适与未来之路
现代剧场是时代赋予戏曲的必然舞台，它带来了专业化提升和国际对话的机遇，但也深刻挑战着其与传统社会文化根基的联结。从瓦舍勾栏到现代剧场，中国戏曲演出场所的千年变迁，深刻印证了其强大的适应性与生命力。有效的“文化调适”在戏曲未来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需在坚定不移地尊重戏曲艺术内在规律和核心传统价值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国家系统性扶持政策的支撑作用，积极主动地应对现代剧场在生产端的成本困境与标准化矛盾。在探索市场化运作路径时，保持清醒的文化定力，守护艺术本体；在进行艺术创新时，维系深厚的文化根脉，确保活态传承。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艺术乡建逐渐成为连接城乡、活化文化资源的重要路径。随着数字技术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艺术乡建正在向“数字艺术+游戏叙事”的新阶段迈进，游戏化文旅、虚实交融的沉浸体验，以及借助虚拟世界延伸现实空间的“圣地巡礼”等现象，重新定义了乡村的文化空间生产方式，也引发了对文化话语权、流量经济与可持续机制的深入思考。
一、政策支持与数字转型的时代背景
艺术乡建的发展受益于国家政策与数字基础设施的双轮驱动。从早期个体艺术家的实践，到政府主导的系统性项目，从自然景观保护转向文化精神再造，相关政策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艺术乡建助力共同富裕的指导意见》等，为艺术乡建与数字文旅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新农人计划”等平台流量与内容赋能的推动下，乡村地区逐渐具备数字内容创作能力，打破了“乡村仅是客体”的固有印象，使农民也能成为文化创作者，实现文化资源向文化资产的转化。
二、在地性与流量的共生：电子游戏介入艺术乡建的符号化空间生产
（一）圣地巡礼模式
电子游戏中形成的“圣地巡礼”现象，是当代文化消费中虚实融合的重要路径。玩家因虚拟空间中的情感与记忆联结，转而前往其现实原型地进行打卡与体验。与传统“地标性景观”不同，圣地巡礼更多发生在日常生活空间中，这些空间因虚构叙事而被赋予了新的文化意义。
例如《黑神话：悟空》中，山西佛光寺等地的斗拱与壁画被提取为游戏视觉元素，并在剧情中反复出现，现实场所因而成为玩家的情感寄托地。这一机制构成让鲍德里亚所指的拟像生产过程，即现实空间的意义被虚构内容再编码。
文旅游戏逐渐突破“复刻式”设计，开始强调文化机制内嵌。例如《黑神话》中将建筑结构作为剧情推进机制，或腾讯将苗寨风貌植入《和平精英》，使玩家通过任务参与在地文化的象征系统。这种设计模式不仅传递知识，也构建了情感联系。
（二）游戏重构乡村的符号消费逻辑
柄谷行人提出的“风景的发现”机制解释了玩家为何自发巡礼。重庆彭水案例中，玩家线下消费的是游戏附加的情感符号—
如长桌宴中再现的虚构情节，而非原生态的苗族文化。这种由虚构赋义现实的过程，使日常空间被重新情感化、符号化。
“圣地”还依赖玩家社群的互动认同。如《仙剑》粉丝在黄山集体摆出“御剑飞行”姿势，塘栖古镇举办NPC剧情演绎等，皆通过仪式化实践将玩家由游客转变为文化共同体的一员，形成流量之外的稳定认同机制。
（三）重构在地性与流量的关系
电子游戏介入艺术乡建，不是对地方文化的消耗，而是一种再生产。游戏叙事与机制的深度融合，使地方成为文化意义的生成场。圣地巡礼不再是表层流量现象，而是文化认同的情感实践与策略蓝图。
三、长期机制探索
（一）在地话语的缺失问题
虽然游戏化策略带来巨大关注，但许多项目由外部创作者主导，文化符号诠释权往往被游戏公司、策展人或媒体把持。以《黑神话》为例，虽然复原精美，但村民未能参与编码过程，导致“文化背景板”现象频现。
以霍尔的“编码/译码”理论视之：当文化仅由外力定义，玩家与村民可能产生被动接受或误读，失去文化主权与能动性。
台湾桃米生态村是正向范式。NGO“新故乡基金会”推动村民参与社区策划，将生态知识与生活经验转化为可被游客认知与再创的文化内容，建立起协作式空间生产机制。
（二）可持续机制与在地经济
爆款带来的流量难以转化为长期动能。“Pokémon Local Acts”提供了一个成功案例：通过地域限定宝可梦、实地打卡解锁任务、与特产经济挂钩等手段，建立了线上线下联动的文旅系统。
（三）展望与结语
从方言保存、古建建模、节庆互动到IP融合宇宙的构建，未来乡村文旅将进入“元宇宙”与“共创叙事”的双重演化阶段。只有当村民、玩家、开发者三者共建叙事机制，数字艺术才能成为文化再生的动力，推动艺术乡建进入真正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