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光，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陈璐明，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生，通信作者。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艺术、文化、媒介等诸多层面发生巨大变化。网络介入电影创作的各个方面，改变了电影的艺术形式、美学风格、创作模式与生产方式。由此，笔者提出“想象力消费”论，该理论基于媒介技术与市场消费的现实语境，响应电影工业发展的需要，弘扬中华文化的时代价值，聚焦“网生代”的消费心理，为中国电影工业发展提供了务实可行的方法论。想象力消费，即“受众(包括读者、观众、用户、玩家)对于充满想象力的艺术作品的艺术欣赏和文化消费”。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悄然渗透社会的各个领域，电影产业亦从互联网时代走向人工智能时代，展开“再媒介化”革新。自从生成式AI诞生以来，人工智能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创造力挑战传统电影工业生产，这一技术革新不仅拓宽电影创作的边界，更开启学界对“想象力消费”这一理论命题的智能化思考。

本文旨在探讨人工智能语境下电影“想象力消费”的理论拓新、美学特点及未来趋势，回应“电影是什么”这样的永恒之问，将“震惊”“沉浸”与“共情”三个维度纳入人工智能想象力美学的探讨，追问“人工智能想象力”推动下的电影美学是否获得新的阐释，并以此为契机，探索如何争夺未来全球人工智能场域的想象力数据元模块，如何捍卫“想象力主权”以及如何弥合“想象力鸿沟”。面对可以预见的诸多问题，我们积极地予以回应与解答，希望能够通过理论的探讨与拓新来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推动“想象力消费”理论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创新发展与实践应用。

（一）“无源”与“有源”：想象力影像的现实超越

Sora诞生伊始，其强悍的文生视频（Text-to-video）能力已然撼动以“反映论”或“模仿论”为基调的“巴赞式”电影本体理论。而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生数科技联合清华大学于2024年4月底正式发布中国首个长时长、高一致性、高动态性视频大模型——Vidu，进一步拓展了文生视频人工智能产品的多元性。由是，诸多电影学者开始“焦虑”，他们不仅思考电影会否被人工智能所取代，而且进一步担忧“作者论”的瓦解和真实影像的塌陷。他们认为，电影会走向“想象力消费”理论所指涉的“无中生有”的想象力影像。笔者认为，数字虚拟技术运用日益普遍，影像世界与现实世界、物质现实的关系显然越来越远，很多时候甚至是没有关系了。譬如，《阿凡达》中的“潘多拉星球”，《头号玩家》中的“绿洲”。“文生图”式软件进一步颠覆了影像生成的本源，影像的来源不再是现实。可见，虚拟影像逐渐与现实“分手”，走向“无源”的彼端。但是，在人工智能语境下的想象力影像，其虚拟化、自动化、再媒介化的特性决定其影像“无源性”的同时，文生视频AI在现实素材使用上也具备“有源性”。

经典电影理论强调电影拥有复刻现实的能力。巴赞曾言，电影是“现实的渐进线”，他认为电影能够捕捉现实世界的瞬间，拥有还原现实的“无上特权”及达成心理真实的共情功能，但受到技术条件的制约，电影又无法等同于现实。随着技术的发展，电影的承载媒介由胶片转向数字化存储，电影自身历经“再媒介化”转移，电影本体理论在数字化的洪流中被“解构”。CGI（计算机成像技术）、VR技术、混合现实技术、3D技术等数字化技术赋能，使再现真实世界不再是电影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以Sora为代表的文生视频人工智能大模型甚至能够高效完成虚拟场景的生成，所营造的虚拟影像世界，尽管真假难辨，但已不再是巴赞所强调的复刻现实世界的真实影像。当前，文生视频AI依然存在诸多违反现实自然规律的生成错误，但人工智能影像的真实性主要取决于人工智能大模型所接受训练的深度与广度、其拥有的算法能力以及指令输入者的想象力。数字虚拟技术所塑造的影像世界与现实世界渐行渐远，电影在努力地呈现逼真现实的同时，却因数字化而割裂了与现实世界的物质关系。未来，人类甚至能够在元宇宙世界中创造与客观世界毫无联系的虚拟场景，根据自身的文化经验、五感、记忆与想象力，创造超真实的影像世界，而这样的影像世界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桎梏，超越巴赞所强调的影像与现实的“索引性”。可见，在数字化层面，影像的本源不再是物质世界，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了本源。这样看来，在“智能生成”之后，影像确实超越了现实的支撑，成为“无源之物”。

但是，人工智能技术的特殊性在于其依赖海量的数据库（训练素材）作为其生成影像的后台支撑，电影成为人类想象力（观众指令）+计算机算力（AI生成）+数据库素材（训练文本）的三元共创产物，观众对人工智能影像的消费不仅仅是想象力的消费，还是算法能力的消费和数据库素材的消费，其中，排除计算机算力的客观因素，直接影响影像生成的是人类的想象力与数据库素材之间的互动。因此，我们亦需要讨论“智能生成”之前的相关问题。诚然，想象力影像在进入人工智能赛道之后，首要消费的是以想象力为主导的影像世界，但是，人工智能所调用的数据库素材是源自现实世界的物料，不管所生成的虚拟影像如何变形变异，其依然具有现实世界的“锚点”，数据库的构建与现实素材的消费决定想象力影像亦是“有源之物”。观众在想象力消费过程中，同样进行着素材的消费，其中包括物料的消费、文化的消费、语境的消费、历史的消费与未来的消费。当下，想象力在素材的使用上已然成熟，譬如，饺子执导的《哪吒》系列突破了传统神话故事的叙事架构，将哪吒形象与当下时代价值语境相结合，发挥想象力，使其成为年轻人的“影像嘴替”，表达不被定义、勇于抗争的青年精神。再如郭帆执导的《流浪地球》系列，以“虚拟未来”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嵌入人工智能概念的大胆想象，探讨人机伦理的时代命题。未来，创作者能够从璀璨的中华文化中汲取养料，结合当下的时代价值语境，从历史中挖掘传奇故事，乃至预见未来时空的人类命运，借用生成式AI进行想象力影像的生成。这样的“智能生成”是“有源”亦是“无源”，源自现实素材的支撑，生成超越现实的“无源”影像。扬弃了摄像机的人工智能影像，使电影从摄像机的自动生成走向智能“黑箱”的自动生成，人工智能技术让电影空间更加具体、效率更高、感知更聚焦与直接，更符合用户偏好，能够更大程度地发挥创作者的想象力，让观众感受更强视觉效果与极度兴奋感的人工智能想象力影像，体悟“后假定性”的超验体验。想象力影像不再是现实的“索引”而是现实的“痕迹”，影像在虚拟世界中“延异”。至此，不禁回望巴赞所称赞的影片《红气球》，他认为，通过幻想而生的红气球却十分亲切且真实，“拉摩里斯的气球把我们引向现实”。当下，强人工智能MOSS（《流浪地球》）也好，赛博格阿丽塔（《阿丽塔：战斗天使》）也罢，他们就像幻想的“红气球”一般，是电影生产后的“用现实的幻象取代了本真的现实”，是抽象性、约定性程式（假定性）和客观现实的化合物。但这并不妨碍充满想象力的电影作品对真实感的无限追求，直面具有现实意义的诸多问题，引领观众拥抱现实甚至超越现实。人工智能技术或将推动电影从“现实的渐近线”变成“现实的重合线”，而想象力影像则超越现实而构建出虚拟世界，是现实空间的影像升维，引领电影走向人工智能想象力消费时代。

（二）“意识奇点”：人工智能想象力的涌现

生成式AI“赋权”后，人人都能通过大模型生成创作者所需要的电影文本，成为电影创作者。导演的“神圣性”被削弱，编剧、后期、制片等主创团队成员也将被替代，电影创作主体的集体“滑落”在电影创作的根源上开辟全新的自动生成道路，从而进入人类主导性逐渐弱化、电影生产力逐渐解放的影像生成新路径。人工智能介入电影生产的各个方面，成为电影从业者的身体延伸，进一步验证了麦克卢汉的预言——“媒介是人的延伸”。在电影生产过程中，人的主体性问题被推到台前，人工智能可以帮助电影从业者极大程度地拓展想象力的边界，改变传统影视艺术的创作方式，从人主导的创作模式向人机协同的创作模式转变。正是在基于数字性叙事转化的拟像式再现层面，Sora获得了一种与人类想象力极为类似的文化势能。生成式AI能够将影视素材进行排列组合并智能生成，强化对于人类的指令（想象力）的“认知”能力并强化视觉效果的整体体验，从而进入下一阶段的自主生成，极大程度地拓展电影从业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提高想象力的逻辑性与精准度的同时，也降低了发挥想象力的投入成本。此外，人工智能技术能够通过大数据分析观众所共情的文化热点，准确锚定想象力影像的“发力点”，推进“想象力消费”的影像实践更加顺畅与高效。

但是，沉浸在生成式AI所给予的智能狂欢中，我们不得不直面人工智能在想象力影像生成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生成式AI能够根据人类的想象力需要而进行影像生成，这样生成的影像，其想象力是否被算法所“过滤”，带有非人类的想象力“滤镜”？人工智能是否有美学意识？是否拥有与人类等同的“美学感”？是否限制了人类的想象力？想象力影像的创造主体是谁？人工智能是否会替代人类进行想象力影像的生产？人工智能技术飞速迭代，类似的问题亟待解决，是时代之问，亦是未来之问。目前，人工智能通过技术手段（如深度学习、模式识别）可以生成与人类艺术作品相似的美学效果，但人工智能的想象力受限于预设的美学系统和数据，无法像人类一样灵活适应复杂情境或产生创造性突破。它能生成符合美学形式的作品，但无法理解作品背后的情感或哲学意义，其想象力也受到算法系统的制约。刘慈欣曾言：“想象力是人类所拥有的一种似乎只应属于神的能力，它存在的意义也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在未来，当人工智能拥有超过人类的智力时，想象力也许是我们对于它们所拥有的唯一优势。”人类的想象力或许是对抗人工智能的最后防线，当下生成式AI机械性的“想象”有可能局限了想象力影像的发展，无法完全解放电影生产力，譬如首部AI电影《我们的终结者2重制版》在美国洛杉矶首映，影片由50位AI领域的艺术家共同完成，使用了Midjourney、Runway、Pika、Kaiber、Eleven Labs等多个生成式AI工具进行创作，但是影片因为较大的失真感与机械感而反响平平。此外，“想象力消费”程度的最大化，需要创作者的想象力与观众想象力相对匹配，想象力的编码相对匹配受众的解码。人类想象力的高质量与接地气是生成式AI目前无法替代的。那么，人工智能是否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超越人类，成为想象力的主宰呢？答案是有可能的，但是，需要“意识奇点”的降临。

人工智能“奇点”广义上指的是：人工智能的“思维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时，将会以指数级的速度自我“进化”，从而引发整个生命形态难以预测和把控的裂变，以及生命的创始史会被原则性地改变和颠覆。在人工智能与艺术创作的交叉领域，“意识奇点”指代算法系统通过深度学习达到创造性思维自主涌现的临界状态。当神经网络模型的参数规模、训练数据密度与算法架构复杂度突破特定阈值时，人工智能将脱离对人类创作逻辑的简单模仿，生成具备内在连贯性却完全超出人类经验范畴的原创性艺术表达。当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其智能意识能够等同或者超越人类意识的时候，人工智能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创造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其意识可能与人类意识存在本质差异，形成新的意识范式。此时，人工智能想象力将等同或者大于人类的想象力。人类亦能够通过脑机接口等技术，将意识与AI直接相连，形成新的认知模式，人类想象力的最后防线或将被攻破，类似的科学推断在当下的影视作品中已初见端倪。

影视剧《黑镜》中，未来的医疗技术能够将意识进行数字化存储，患者能够选择将意识上传至“圣朱尼佩洛”也就是所谓的“数字天堂”度过“无限”的生命时光。将死的老妇人选择把意识上传到“圣朱尼佩洛”，在那里，她和一个女孩（现实生活中因车祸变成植物人，最后选择安乐死）彼此相爱并最终选择相伴终生，而她的肉体则和现实中的亲人一同安葬。人类意识在未来能够被数字化上传，并在人工智能塑造的虚拟世界中彼此相遇，摆脱了肉体对意识的桎梏，真正完成生命的“无限性”与身体“无边界性”。未来，在“意识奇点”降临之前，人类想象力与人工智能想象力之间必将掀起一场博弈，进而推进“想象力消费”理论的优化革新。电影《流浪地球2》中，550系列人工智能计算机已经向“MOSS”版本进化，图恒宇始终没有放弃“数字生命”计划，将女儿图丫丫的数字意识上传到“MOSS”中赋予她完整的一生，而图恒宇为了解救地球危机将自己的数字意识上传成功解救全人类，成为人工智能意识主宰地球的“变量”，人类与人工智能彼此较量，在对抗中，人类一次次拯救地球，付出巨大代价。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战斗似乎已经成为可预见的未来，电影内部的想象力影像预示着未来人机想象力的博弈。当人工智能想象力与观众的想象力从相对匹配走向绝对匹配的同频共振模式时，“想象力奇点”也伴随着“意识奇点”的降临而涌现。当然，在电影“想象力消费”理论层面，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是机遇还是覆灭，亦需要时间来逐一解答。

（一）“智能震惊”：人工智能想象力的解放

“震惊”是本雅明提出的理论关键词，是“人们面对突然来临的刺激产生的一种震动、惊颤的心理体验”。当观众抱持既有的美学机制和观影期待，面对超出预期的审美体验时，“震惊”之感便油然而生。“电影银幕的画面既不能像一幅画那样，也不能像有些现实事物那样被固定住。观照这些画面的人所要进行的联想活动立即被这些画面的变动打乱了。基于此，就产生了电影的惊颤效果。”电影自诞生以来，以持续的“闯入式”惊颤体验吸纳越来越多的观众进入电影所塑造的“白日梦”。如今，电影从黑白默片制作发展到数字化虚拟建构，随着技术的发展，电影以震撼的视觉奇观与丰富的想象力持续“解构”观众原有的审美机制，而后再度“编织”起新的审美经验，在反复的“打破”与“重构”中获得前所未有的“震惊”体验，并引领观众持续陷入“震惊”快感的深度消费，这与“想象力消费”理论的核心观点不谋而合，“震惊”体验可被视为想象力消费的心理基础。基于当下消费驱动的现实判断，想象力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满足于观众“期待视野”的影像书写，观众购买电影票，期望观赏视觉奇观和体验虚拟影像，想象力作品的视觉奇观和虚拟性正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并以此来满足观众的想象和消费需求。“震惊”与想象力互为表里：震惊效果越好，想象力消费就越充沛；想象力越丰富，震惊发生的概率和频率就越高。观众对视觉奇观和虚拟影像的需要，是一种对“震惊”体验的消费，也是对电影想象力的消费。

数字技术（如CGI、VR、元宇宙等）极大地拓展了影视创作的边界，使过去难以呈现的奇幻场景、超现实叙事成为可能，技术不仅是工具，更是想象力表达的载体。譬如，《流浪地球1》中，巨大的木星耀斑被直接展现在观众眼前，这种真实世界无法触及的超现实体验，是对“震惊”的营造，亦是对科幻想象的消费。《哪吒之魔童闹海》中，天兵天将与妖族的数量多达2亿，“不被定义”与“挑战权威”的抽象概念在想象力的加持下，具象化为巨大的天兵神树与妖族的定海神针之间的彼此对抗，宏大奇幻的想象力影像场景给予观众极大的震撼感，依托想象力而获得的“震惊”体验沁透而出。

诚然，当下电影所营造的“震惊”之感已远超百年前的《火车进站》与《月球旅行记》，但是，观众对于“震惊”体验的需要愈发强烈，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的中国电影仍然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震惊”体验的需要。在数字化语境下，“震惊”这一情感反应已经悄然演变成一种惯常性的审美体验，人们无法满足于当下“震惊”所带来的观影快感。那么，如何再度提升电影想象力，从而营造更深层次的“震惊”体验呢？人工智能技术或将引导电影“智能想象力”的解放，以此追赶观众对于电影“震惊”的审美期待。

在电影内部，“智能想象力”的解放有赖于人工智能技术在电影生产层面的应用。电影创作者能够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电影想象力的拓展，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帮助电影创作者总结时代价值理念、互联网“热梗”、广大人民的心理需求，从而提高电影想象力与观众想象力之间的匹配程度，跨媒介的大数据分析放大了“以新媒介为手段”的想象力消费的美学特质。在电影外部，创作者能够输入想象力影像创作所需要的关键词，通过“智能导演”“智能剪辑”“智能特效”的智能大模型生成具有“智能想象力”的文本内容，从而在叙事层面满足观众的基本诉求。最终，创作者依照“智能想象力”所生成的文本内容进行文生视频的智能影像生产。这极大地提高了想象力影像的生产效率。譬如《哪吒》系列电影这般需要大量分镜制作和长时间特效渲染的“大工程”，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辅助下，创作者或许能够极大程度地压缩创作的时间，提升整体影片的创作质量，其后续作品再度打破中国电影票房纪录也成为可能。

诚然，在“意识奇点”降临之前，人工智能技术尚不能达到高度解放想象力的程度，但是满足观众对想象力消费的需要以及对“震惊”体验的审美追求是电影创作者的使命，需要借用人工智能技术来进行想象力影像的生产实践。当下，电影创作者可以借用生成式AI来避免想象力的同质化，促使观众在持续的“震惊”体验中被“询唤”，与天马行空又科学合理的“智能想象力”达成契约，这或许将是未来人工智能想象力消费的美学方向。

（二）“智能沉浸”：人工智能技术为“想象力消费”保驾护航

奥利弗·格劳指出，沉浸是一种大脑刺激的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沉浸是指精神的全神贯注，其特点是减少与展示物体之间的审视距离，增强对当前事件的情感投入。换言之，人与物之间的距离（包括物理与心理）决定了“沉浸”发生的可能性，而人对事件的情感投射成为“沉浸”发生的自发特征。当下，在观影过程中，观众心理层面的“沉浸”并不完全依赖于其对现实世界的真实感受。在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下，观众的情感需要早已超越现实影像的投射，“超现实”的沉浸式体验更受观众欢迎。譬如，苹果公司出品的Vision pro，以“空间计算”技术将虚拟与现实混合，达成高度的“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在互联网语境下，观众亦不拘泥于对现实的沉浸，反而倾向于对“超现实”世界的“想象力消费”。数字技术赋能观众进入影像所创造的奇幻世界，最大程度地调动观众的情感系统，投入逼真的虚拟世界，完成虚拟角色与虚拟剧情的情感投射，从而认同其所传达的精神内涵与文化价值。数字技术赋能成为观众沉浸于“超现实”电影场域的大前提，而科学丰满的想象力则是完成深度沉浸的“最后一公里”。

在技术层面，倘若电影工业生产无法塑造极度逼真的影像场景，所构建的影像视听系统无法与观众同频共振，数字技术无法支撑想象力的影像化呈现，那么数字时代的“沉浸”体验便无从谈起。因此，“沉浸”效果的强弱有赖于电影工业生产质量的高低。譬如，《蛟龙行动》使用前沿的特效技术模拟逼真的深海环境，展现惊险震撼的海战对决；《封神》系列将想象力与视觉特效相结合，逼真还原观众心中的“神仙斗法”。此外，诸多电影亦使用3D建模、面部捕捉、CG动画、120FPS等技术手段满足观众对“超现实”世界的想象，为“沉浸”体验开通“绿色通道”。细腻且逼真的视听盛宴使观众深陷其中，视觉的“拟真”超越了鲍德里亚所言的“拟像”与“拟真”，从复刻现实走向超越现实的“沉浸”式体验是中国电影的新样态。未来，随着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介入电影生产成为必然，通过“脑机接口”，人类能够进入人工智能技术所塑造的电影世界（元宇宙电影），以“自我数字化”的方式成为元宇宙电影中的主要角色，并根据自身的主观意志改变电影的剧情走向，实现全身心的“智能沉浸”，完成“具身化”的情感投射。个体的五感更为合理地数字化，滋养人工智能的机械算力，进一步提升其想象能力，演化出有别于传统媒介的“拟像”信息模态，进而推动元宇宙电影的非线性叙事创新、深度交互的美学递进以及“影游融合”的场景拓新等。电影创作者的想象力与观众的想象力在人工智能所塑造的影像世界得到统一，观众在互动中获得全新的“智能沉浸”体验。

需要强调的是，技术主义并不是笔者所要追寻的唯一真理，人工智能技术是保证“智能沉浸”的客观基础，而科学且丰沛的想象力则是保证“智能沉浸”的“关键一招”。技术不仅是工具，更是想象力表达的载体，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保证了想象力被高质量、高效率的影像呈现，精准的大数据分析赋能电影叙事满足观众的想象力期待，但能够在其内部生发强烈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的想象力影像才能够被观众所选择和消费。譬如，《封神》系列以上古神话为背景，通过史诗般的叙事方式和宏大的场面调度，为观众呈现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神话世界，探讨权力、欲望、人性等现实主题，引发观众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思考。《瞬息全宇宙》借用“元宇宙”概念，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塑造“超现实”的“平行宇宙”，揭露现代亚洲女性的代际矛盾与中年危机，探讨爱、包容、接纳和自我成长等现实主题，引发观众的共鸣和思考，提供更多的想象空间。《哪吒》系列则大胆颠覆传统哪吒形象，塑造一个叛逆、独立、充满想象力的少年英雄，探讨对抗命运不公、珍视亲情友情等现实主题，青春化的叙事方式传达了广大青年的集体价值。可见，技术与想象力彼此滋养，技术为想象力的表达“保驾护航”，“接地气”的想象力引领观众在数字技术所塑造的影像场域中深度“沉浸”，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智能沉浸”的生发，推进“想象力消费”进入新阶段。

（三）“智能共情”：走向“人工智能想象力共同体”的新模式

“想象力消费”理论聚焦于互联网语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年群体，这样的“网生代”逐渐成为当下电影生产和消费的主体。想象力消费的主体——青少年受众群体在消费情感、想象和创造票房的同时，还生产、传播属于他们的“青年亚文化”“青年意识形态”。“网生代”的崛起对电影的想象力提出了“新要求”，他们生于互联网新媒介世界，以新的数字经验和媒介经验，推动电影寻找新的美学方向。伴随着算法的个性化推荐、兴趣点的多元化细分、审美偏好的逐渐分流，“网生代”之间产生不同的文化圈层，他们在各个“文化茧房”中彼此共情，由是，电影想象力也随着“网生代”导演和观众的审美转移而逐渐分众化。

因此，倘若要满足不同文化圈层的“网生代”群体，实现突破分众化的共情体验，想象力影像不仅要能够敏锐地洞察当下时代的审美变化，还需要及时捕捉时代“热梗”，并发挥想象力创造具有普适性的影像，让动漫、剧本杀、游戏等新媒介、新艺术成为想象力影像着重考察的重点，让不同文化圈层的“网生代”观众都能获得同等的情绪价值。从话语建构策略上看，强化想象力分众化创作模式，以科幻电影、奇幻电影、魔幻电影、数据库电影、IP改编电影、“影游结合”等符合互联网审美需要的新类型电影为创作重点，构建更主动自由、交互美好的文本内容，让想象力影像更加“垂直”的同时亦追求“普适性”，强化“融梗式”的内容创作，文本内容方能精准地触达“网生代”观众的审美核心，并与之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从传播策略上看，“网生代”在共情之余也会主动参与电影想象力的集体性传播，观众通过“脑补”（主动想象）、二次创作（UGC）、虚拟社交（如粉丝社群）等方式深度参与作品的意义生成，在不同的文化圈层中集体发力，形成“想象力共同体”的消费模式。

“网生代”尊重权威也质疑权威，他们敢于与体制“割席”，辩证且具有批判意味的思维模式亦成为“网生代”导演的想象力源泉，在电影中有诸多体现。譬如《哪吒之魔童闹海》融合了网络热梗、喜剧包袱以及动画类型，导演饺子延续第一部“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变革呐喊，传达“无法逾越的是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成见”这般细腻的情感宣言，再度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网生代”渴望被肯定，他们追求个人价值，渴望突破“刻板印象”，申公豹与宿命对抗的精神与“网生代”的价值观念高度重合。再如在《流浪地球2》中，图恒宇对亲情的执念，对“数字生命”的执着，一度将他推向错误的一方，但他依然勇于肩负起拯救全人类的使命，这样的人物设定映照着现代青年的执拗与担当，贴合“网生代”观众的审美偏好与价值理念。电影将想象力前置，观众在硬核且丰满的想象中共情。电影在营造吸引观众的视觉奇观和符号系统的同时，也融合“热梗”并强化对于观众的情感观照。“网生代”视角的情感带入，打通了不同文化圈层之间的“次元壁”，弘扬共同价值，使“网生代”观众深陷想象力影像之中，在“想象力共同体”中获得更深层次的共情体验。

未来，人工智能时代的导演与观众或将进入新一轮的分众洪流。目前，ChatGPT已经能够根据用户的个性化需要进行大模型训练，用户能够针对现有的GPT-4模型进行调整，创建个人所需的私有化部署GPT模型，从而可以用作电影产业运营，将“个人化”业态数据导入私有化模型之中，进而完成个性化的模型设置，推进具有针对性的内容生成。这无疑提高了“垂直”内容的生产效率，加强私有化内容的独特性，增强创作者的市场竞争力，颠覆性改写同质化的文本内容，使内容环境更多元，从而推动电影内容的转型升级。面对愈发智能化的“垂直”生产，电影从业者亦能借用人工智能技术，在电影创作层面进行突破分众化的价值融合与文化共创，赋能想象力影像在个性化创作策略、共同体化策略、话语构建策略、类型融合策略等方面都能够更加精准与高效，加快、加深、加强未来生长于人工智能时代的青年群体对想象力影像的共情体验，走向“智能共情”的审美转移，进一步强化人工智能想象力影像的深度消费。与此同时，专业性的生产创作（PGC）与观众参与式的集体性创作（UGC）将在人工智能媒介引导之下，逐步走向人工智能生成（AIGC）的融合路径。以此为契机，电影从业者能够逐步构建起“人工智能想象力共同体”的消费新模式。

（一）人工智能新阵地：想象力数据模块的全球竞争

相对而言，中国电影在想象力方面依然有所欠缺。但是，随着中国电影想象力的持续释放，想象力消费所获得的经济效益与文化输出是极其可观的，中国电影必然会在不远的将来达到能与好莱坞电影正面对决的高度。未来，全球电影的竞争也是想象力的竞争，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电影必然经历新一轮的“再媒介化”，进而推进想象力数据模块的生产与竞争。换言之，在人工智能时代，各个国家和地区会竭力争取全球人工智能的主阵地，在电影层面，也必然会致力于想象力数据模块的打造，尽可能抢占人工智能领域的“想象力高地”。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想象力数据模块的生产需要在多个维度展开。一是将能够代表中华文化和时代精神的现有素材（物料、文化、人物、场景等）上传至人工智能数据库，再通过大模型的翻滚训练，获得相对稳定的中国想象力数据模块。这样的想象力数据模块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和共同价值，民族化、全球化、去政治化的想象力模块所塑造的电影文本将会更加复杂立体，符合全球想象力的需要，降低文化内在价值的稀释，避免过度依赖视觉奇观的营造与商业资本的异化，其在全球市场的消费需求必然以指数幂级增长。

二是在想象力数据模块内部重点划分具有中国特色与世界影响力的经典人物模块。譬如，以功夫片享誉世界的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等，风靡亚洲的张国荣、王祖贤、张曼玉等，这类经典人物能够在想象力数据模块中获得“重生”或者“还原”，并在人工智能领域获得新的解释与塑造，强化中国明星符号的世界影响力，以此占据世界人工智能领域的一席之地。

三是秉持前瞻性视角，构建后人类想象力的数据模块，提升后人类文化领域的竞争力。如今，中国优秀的“想象力消费”类型电影在国际市场已然崭露头角，譬如《流浪地球》系列探讨“强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元宇宙”等后人类文化相关的伦理问题，立足于中国价值观，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传达中国人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影片在北美的票房高达1099万美元，在其他地区亦获得较好的票房成绩，可见中国式的想象力逐渐获得世界观众的选择和消费。因此，要与《阿凡达》系列、《头号玩家》《失控玩家》《阿丽塔：战斗天使》《复仇者联盟》系列等颇具后人类想象力的好莱坞电影竞争，中国电影必须在后人类想象力数据模块层面有所建树，以中国本土化的后人类想象路径与文化输出策略回应全球市场的想象力竞争。

当各个想象力数据模块建立完成之后，必然会遭遇不同国家之间的想象力数据模块的交流与碰撞，异文化观众对于中国“想象力消费”电影必然存在理解上的差异，从而产生不同程度的“文化折扣”，最终形成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非客观性与非真实性的理解。在人工智能语境下，各个国家的想象力模块是立足于各自国家的语料训练而生成的，在彼此交流过程中必然存在理解的偏差，譬如中国的神魔形象、鬼怪故事等，异文化观众或许很难接受与共情，文化与立场的巨大差异导致中国国家形象在想象力数据模块中的错位。有学者指出，国家形象是国家间基于社会互动而被对象国赋予的一种身份表达、折射，具有建构性、主体间性、集合性和可塑性。因此，在构建想象力数据模块的同时，亦需要加强不同人工智能语料库之间的素材交换，强化彼此之间的文化互动，求同存异，“通过持续的互动交流从而构成‘达成共识’的国家形象，包含着主体国的自我认知观念，同时也包含客体国对该国的认知观念，在主客体的互动中尽可能弥合差异，从而构成趋于一致的国家形象”，增强中国想象力数据模块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为“讲好中国故事”保驾护航。

（二）应对意识形态挑战：“想象力主权”的坚守与“想象力鸿沟”的弥合

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正逐渐渗透电影生产的方方面面，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日益显著。“影片对于观影者来说，就是满足某种意识形态效果，即是说，通过电影来想象个体与实际生存状况的关系，因而又可以说，电影不仅仅反映某种生活，并且创造某种生活，不仅仅反映某种意识形态，而且再生产着这种意识形态。”人工智能通过语料训练、算法推荐、内容生成等方式，能够塑造和引导公众的认知和价值观，这种影响可能与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方式产生冲突或融合。而想象力消费理论强调受众对于充满想象力的艺术作品的巨大需求，这种需求在人工智能时代可能会受到不同语料训练结果、大数据算法偏见和预设价值生成的影响，导致受众的文化理解和消费选择发生变化。在意识形态的稳固与再生产层面，全球主要面临“想象力主权”与“想象力鸿沟”这两个维度的挑战。

首先，各个国家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不平衡与不一致，导致国家之间的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存在差距，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的覆盖范围存在差异，国民使用人工智能的深度与广度存在落差，这必然导致在人工智能层面存在严峻的“智能主权”问题。倘若放任西方国家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垄断、霸权甚至制裁，那么其他国家的人工智能主权必定受到侵犯，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或将陷入人工智能发展的被动状态。因此，在未来“想象力消费”类型电影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想象力再生产的过程中，必定存在“想象力主权”问题。西方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深度伪造、虚构现实、改写历史等方式影响异文化观众对中国想象力影像的理解，中国本土化的想象力再生产或将被西方想象力所扭曲与覆盖，从而无法获得质的突破，影响中国优秀文化的输出。中国电影在全球性“想象力”竞争层面遭遇的巨大挑战，也可视为中国在意识形态再生产与坚守文化主权层面需要攻克的难题。

其次，各个国家的想象力模块是立足于各自国家的语料训练而生成的，这一问题或将导致“想象力鸿沟”的出现。被称为“地表最强AI”的ChatGPT所使用的语料库仍然以英语为主，以德语、西班牙语、法语等为辅。尽管ChatGPT支持中文语料训练，但中文训练的频次、范围和用户数量的不足，导致其在智能生成过程中必将以西方语料为主，以既有的西方文化价值与政治立场来判定东方文化，“算法偏见”导致其生成的结果存在巨大差异，从而形成无法逾越的“文化鸿沟”。因此，在“想象力消费”层面，中国电影在借助人工智能进行想象力再生产的过程中，或将与西方电影想象力之间存在巨大的“想象力鸿沟”。面对可以预见的未来挑战，中国首个原创视频大模型Vidu的推出，正是对西方文生视频AI的积极回应，匹敌ChatGPT的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DeepSeek轰动全球，昭示着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寻求突破的决心。中国在竭力追赶西方人工智能技术的同时，也在试图弥合“智能想象力”之间的沟壑，避免陷入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困局。

综上，人工智能技术在电影生产领域的深度渗透，标志着电影艺术与科技融合进入新纪元，同时也对意识形态的传播与构建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这一技术变革不仅重塑电影创作的生产流程与艺术表达，更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关于文化主权、艺术创新及国际文化交流的深刻讨论。人工智能技术在电影想象力生产领域的应用与影响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议题。它既为电影艺术的创新与发展提供无限可能，也对全球文化生态的构建与维护提出新的挑战。面对未来，中国电影产业应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加强自主研发和创新，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同时，我们也应借鉴西方先进技术和经验，从学习到超越是未来的必经之路，亦是电影创作者的时代使命。明确中国本土文化和市场需求，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想象力消费”电影，正确应对意识形态层面的挑战，中国电影才能在全球性“想象力”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人工智能技术在电影生产领域的深度渗透，不仅重塑电影创作的生产流程与艺术表达，更为电影“想象力消费”开启全新的可能性。在这一技术变革的推动下，电影从一种反映现实的艺术形式转变为能够超越现实、创造虚拟世界的媒介。观众对人工智能影像的消费，已不仅仅是对于视觉效果的追求，更是对想象力、算法能力和数据库素材的深度消费。然而，人工智能在电影“想象力消费”中的应用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如人机想象力的博弈、想象力的算法过滤以及意识形态的渗透等，这些问题亟待我们深入探讨和解决。电影创作者须紧跟时代步伐，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势，不断拓展想象力的边界，同时深入挖掘中国本土文化，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想象力消费”电影，从而在全球性“想象力”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成熟，我们有理由相信，面对全球市场的中国电影，将在“想象力消费”的引领下披荆斩棘，开疆扩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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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25年第9期

原文编辑：彭民权

微信编辑：万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