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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旭光|大众文化与新大众文艺:理论与实践的适配度与 理 论 资 源 问 题

发布日期:2026-10-22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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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旭光(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原文载于《电影评论》杂志2026年第2期

最近一段时间,“新大众文艺”这一术语成为席卷中国文艺评论界的最热门的关键词。借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那句著名的开场,便是:“一个幽灵,一个‘新大众文艺’的幽灵,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


“新大众文艺”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延河》杂志2024年第5期,该期杂志开设了“新大众文艺”专栏与论坛,发布了编辑部文章《新大众文艺的崛起》,并刊发了署名独化、汤加、铛铛等作者的现实题材作品,这些作品大多聚焦打工、市井和社区生活。同年《延河》第7期发表《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重磅长文,还给出了明确定义。随后引发关注与热议,并很快上升到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或层面。


2025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将之上升为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2026年3月,“新大众文艺”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成为国家文化建设重要部署。与此相应,“新大众文艺”迅速成为学界热议的学术热点,众多报纸杂志开设专栏研究。2025年12月,这一概念入选“2025年度十大新词语”。而且毫无疑问,这一态势有增无减,正处于蓬勃发展之势。


耐人寻味的是,承担这份理论命名和初步阐释重任的,是一家非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非沿海发达地区的省级文学杂志。这是偶然还是必然?在我看来,一个术语能获得迅速而广泛的共鸣,从点到面,自下而上,或者说上下会通,几乎是一呼百应,迅速形成某种哈贝马斯式的“公共领域”,绝非偶然。它必然对应着某种真实的文化现实,捕捉到某种已然存在却尚未被清晰命名的时代精神和学理要义。


马克思曾从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哲学高度,将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区分为四种:理论的、艺术精神(审美)的、宗教精神(信仰)的、实践精神(实用)的。所谓理论“掌握”世界,是以概念、命题、推理和论证的思维形式建构理论体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以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显然,“新大众文艺”的命名正是一次理论对世界的“掌握”。它的被广泛接受,说明它的能指与所指具有契合度,它不是空洞的能指,不是能指的漫游,不是生造的术语,它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命中了我们时代的精神理路和文化现实。


我在《建构一种理论批评的文化生产力》[1]一文中主张,艺术理论与批评是艺术创作和生产的有机组成,是知识、话语和意识形态的“二度创作”乃至“三度创作”。及时的、面对真问题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本身可以成为一种推动艺术生产的新质文化生产力。因此,对新大众文艺的理论思考和批评,既呼应中国学术话语、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时代需求,又有可能切实推动中国文艺在当下的发展。



一

媒介变革的现实土壤


新大众文艺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更具体地说,是媒介变革的事实所催生的。这里所谓的“新”,最重要者乃是媒介之新,技术之新:以互联网、移动终端、大数据、AIGC等高新技术为核心支撑,是技术、媒介与文艺深度融合的产物,技术与媒介不仅是传播工具,更参与内容生产、形式创新。


关于新大众文艺的构成,我们可以列举若干标志性的现象:短视频平台的崛起,文艺生产门槛降低,人人皆可创作;专业机构、资本力量与草根创作者在同一平台上竞逐流量,雅与俗、商业与自发、主流与亚文化在同一界面中并置共存;还有网络直播:文艺爱好者组成草根主播团,将歌曲、舞蹈、小品等传统表演形式搬上直播间,线下演出与线上互动同步发生,观众的打赏、弹幕、连麦都介入表演,成为形式的一部分;再如皮村文学小组等新工人文艺实践,底层劳动者以文字直接介入文化生产,与网络爽文、主旋律叙事、非遗民俗同时活跃于文化现场……


无疑,“新大众文艺”作为一个术语(尚未见非常系统的理论体系),其内涵十分宽泛,类别相当庞杂,几乎是一种“混融美学”。当下,几乎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在说,许多学科都争相介入,文学、传播学、艺术学、戏剧影视学、文化产业学、社会学,几乎是一个庞大的新文科的关切,或能引发学科建设的重构。


这之中,有纯粹新出现的大众文艺形式新现象,也有“老树开新花”的新现象——因为新媒介的再传播、“再媒介化”“二创”而加入新大众文艺的队伍。有广义的无所不包的新大众文艺,也有狭义的排他的新大众文艺,它们呈现为多媒介并置、跨媒介融合、混杂性拼贴、碎片化流动的“混融”状态。也许列举出哪些属于、哪些不属于新大众文艺相对容易,因为人人都是批评家。但要进行严格的理论概括,进而完成美学评判、艺术标准设定、话语体系建构,则殊为不易。我们可能会像柏拉图在《大希庇阿斯篇》中感叹“美是难的”一样,感叹——“新大众文艺是难的!”


在一定程度上,新大众文艺当下的状态,正如互联网本身一样,也跟德勒兹说的无根基、无终点、横向蔓延的“块茎”状的生态相似:众声喧哗,去中心化,可以无限延展,失去了边界与重心。一言以蔽之,对新大众文艺的阐释是难的,到目前还是不够系统、科学、到位。


面对这种状况,我们需要在更开阔的视野上审视这一现象,将其置入更长的历史背景,寻找有效的理论依托——不拘古今中外的资源,在理论本土化、“理论批评化”中,经过选择、沉淀、积累,才能形成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与庞杂无序但生机勃勃的新大众文艺创作实践相匹配的理论建构和有力的批评实践。借用哈贝马斯的理想,我们的目标,是建构一个新的理性化的“公共领域”。



二

历史谱系:两个源头的辨析


新大众文艺的历史谱系,有两个相互交织却性质不同的源头。



(一)

中国本土的大众文艺传统


中国的大众文艺传统,最早可以追溯至“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旗手倡导白话文,呼吁文学的“平民化”,正是启蒙现代性的核心诉求。当然,这里的“大众”,仍是被动的被启蒙的对象,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主体。


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围绕“大众文艺”追问文艺如何真正面向工农,语言问题(文言或白话)的背后,是谁为文化主体的政治问题。瞿秋白明确批判“五四”白话文仍是知识分子的语言,真正的大众文艺需要更彻底的形式革命。这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文化的媒介传播和传播力的问题。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无疑是中国“大众文艺”概念最重要的核心文献。其核心命题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知识分子向人民学习、与人民结合。大众既是文艺的服务对象,也是文艺的最终主体和评判标准。在解放区掀起的“新秧歌运动”“木刻版画运动”等可为代表。


但我们也应清醒认识到这一历史传统的局限,因为彼时既无市场经济,也无现代传播媒介,故大众文化形态与民间文艺、农业社会、农耕文明关系密切,与今天数字化、城市化的文化现实相去甚远。因此正如论者认为的,“新大众文艺不是20世纪大众文艺以及人民文艺的自然延伸,而是媒介革命与新媒介时代的产物。”[2]也就是说,直接套用延安经验,并不能有效回应今天的问题。


但无疑,在人民性、本土性、传统文化、道德伦理向度等方面,这一传统具有中国本土特色。在内涵、形式与主题的生产和评价的指导等方面依然能够发挥其有效性。



(二)

改革开放以来

大众文化的本土化转型


第二个源头或背景,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引进与本土化,以及相应的中国大众文化自身的崛起。以英国文化研究、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经过中国学者数十年的译介与批评实践,已经渐次完成了初步本土化。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包括港台文艺进入内地,断流数十年的中国大众文化重新兴盛——电影、电视剧、流行音乐、网络文学,相继成为主导性的文化形态,使得大众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现实几乎同构互文,完成了一个相对和谐的“蜜月期”。


笔者也曾在一系列相关文章如《“经典大众化”:在尊重与变异、重构与消费之间——“红色经典”在当下文化语境的“再叙说”刍议》《中国电影的主流化与主流电影的大众化:文化、美学与限度》《大众、大众文化与电影的“大众文化化”——当下中国电影生态的“大众文化”视角审视》[3]等文章中,尝试追踪这一“大众文化转型”的内在逻辑,提出中国电影从原来的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商业电影的“三分法”态势以来有一个“大众文化化”的转型过程,这一转型跨越或磨平了这三种划分之间的鸿沟。推而广之,今天我们谈论新大众文艺,必须从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个“大众文化”转型“接着讲”,这是一次转型的再转型。当然是在互联网普及加速、媒介融合加速、人工智能赋能的媒介变革背景下“接着讲”。



三

理论资源的本土化:潜力与可能


今天的新大众文艺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众文化,以及传入中国的大众文化理论有比较切近的延续性和关联性。但对西方大众文化理论,我们应该评估其本土化的潜力、可能性与局限性。



(一)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武器


法兰克福学派称大众文化为“文化工业”,批判矛头指向商品化、标准化与同质化对人的操控,以及“娱乐至死”的文化危机。


今天,我们面对的大众文化也许是一种“新文化工业”——算法推荐、流量逻辑、数据变现,构成了比法兰克福意义上的文化工业更为精密、更具渗透性的操控机制。显然,新大众文艺如果只追求流量、数据与变现,丧失艺术与思想的深度,那么它不过是旧文化工业在数字时代的升级版本,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解放。当然,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主义立场使其对大众的创造性持过于悲观、批判的态度,难以解释今天草根文化的真实活力。



(二)

伯明翰学派:主体性的发现


以斯图亚特·霍尔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发现了大众文化中抵抗、解读与再创造的潜在能量,主张大众并非被动的洗脑对象,而是具有能动性的文化主体。


这一理论视角对于我们理解新大众文艺尤为重要。不妨说,UGC(用户生产内容)、二次创作、弹幕文化、同人文、短视频创作——这些实践都是大众文化能动性、主体性的具体体现。新大众文艺是参与式、共创式的,其真正的活力,正是来自于这种参与共创的草根创造力。因此,理论建构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充分肯定大众的主体性。



(三)

费斯克:快感、

日常抵抗与两种经济理论


费斯克作为伯明翰学派在美国的传承创新者,认为大众文化是快感、意义与身份认同的生产场,肯定“草根”具有真实的文化创造力。费斯克的“两种经济”理论认为,文化产品在两种不同的经济即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中流通,分别运载两种不同的内容:金融经济流通财富,文化经济流通意义、快感和社会认同。这一理论不仅成为笔者提出的“想象力消费”理论[4]的理论资源之一,也为今天我们理解大众在文化消费中的意义生产提供开阔的视野,促使我们承认并尊重新大众文艺生产商业化的潜力。毋庸讳言,在很大程度上,新大众文艺也可以创生经济效益,甚至解决就业问题。


不妨说,在新大众文艺的谱系中,土味视频、网红梗文化、解压内容、情绪价值经济、新国风、二次元、网文、短剧作为年轻人身份认同与社群归属的载体,都可以在费斯克的理论框架内得到有效解读。在此视域下,新大众文艺的主体(包括创作者、共创者、传播者、消费者)都不只是消费者,更是生产者、传播者和意义重构者,以及金融经济的生产者和创造者;他们都在文化消费中同时生产意义、快感,完成身份认同。


就此而言,今日之新大众文艺不只是可能的“赚钱工具”,更是大众进行意义生产的资源。对于免费短视频、二创、表情包、玩梗这些新大众文艺样态,大众不花钱,却可能在这些样态的“文化经济”运行中获得收益。




结语


大众文化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新大众文化“从面对到批判到承认再到批判”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视角,既提供了批判算法时代“新文化工业”异化的武器,也为承认大众创造力、理解草根表达、重构当代文艺生态,并尊重创作背后的商业诉求和金融经济生产提供了理论依据。


当然,理论的本土化运用,不是简单移植,而必须结合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语境与现实经验,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与发展。


今天的新大众文艺,它真实存在,能量巨大,异常庞杂;我们的理论研究虽“众人拾柴火焰高”,但面对这些新近涌现的复杂现象,仍远未完成理论阐释和建构的使命。而这,正是理论工作者应当承担的职责。如果说创作者的任务是让新大众文艺“在场”,那么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让这种在场获得历史意识、批判意识、美学意识和评判标准。毫无疑问,我们要在庞杂的现象中提炼出规律,在混沌的喧嚣中辨识出方向,进而跨越中西、打通古今、超越理论与批评,并始终保有主体意识和文化自信而实践“拿来主义”,不断进行“理论批评化”和“批评理论化”的互动互促,进而建构起一套以中国为主体,以人民为宗旨,回应中国问题的理论话语体系。



注释:

1.载于《电影理论研究(中英文)》2025年第3期。
2.吉云飞:《讨论新大众文艺,不能脱离数字经济平台》,《中国艺术报》2026年3月23日。
3.分别载于《当代电影》 2011第7期、《上海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艺术百家》2013年第3期。
4.陈旭光:《论互联网时代中国电影的“想象力消费”》,《当代电影》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