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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锋|普遍与多样:来自艺术地理学的解决方案

发布日期:2026-10-15   点击量:

笔谈:多元视野下的艺术地理学学科建设




主持人语

对于艺术与地理之间的关系,古今中外都有认识。近年来,艺术地理学学科建设的提速,一方面是源于艺术学与地理学的内部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学术研究的跨学科或交叉学科合作趋势的体现。就当代学术而言,我国艺术地理学研究较早在音乐领域取得突破。胡南的文章梳理了我国音乐地理学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将20世纪中期以来的中国音乐地理学概括为描述、解释和建构三个阶段。相比近年来时兴的艺术地理学,中国音乐地理学研究大约早了半个世纪。不可否认,近年来时兴的艺术地理学,多半聚焦于美术史研究,力图突破美术史研究依据时间建构的线性叙事局限。范白丁的文章从美术史的角度梳理了欧美艺术地理学的前世今生,强调地理学的视角有助于今天的全球艺术史研究。对于作为交叉学科的艺术地理学而言,既可以从艺术学的角度来观察,也可以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观察。袁振杰、刘菲菲的文章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梳理了地理学在文化转向中如何聚焦于艺术,分析了艺术成为地理学的议题之后,如何导致艺术和地理的双向改变。彭锋的论文从美学和艺术学的角度,分析了地理因素在形成人类审美偏好的生物法则和文化习惯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也指出个人策略有可能对地理决定论提出挑战。

主持人  彭锋


普遍与多样:来自艺术地理学的解决方案

彭锋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中山大学兼职教授)

一

引言

近年来,有两股势力在推动美学和艺术学朝着普遍性与多样性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进化论美学和认知美学力主审美和艺术具有普遍性;主张审美和艺术具有多样性的阵容更加庞大,包括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东方主义、批判理论、结构主义、艺术人类学在内,形成了强大的学术声浪,仿佛主张多样性就意味着学术上的政治正确。

尽管多样性阵营声势浩大,但普遍性阵营也同样打着科学的旗号。从科学发展历史来看,真理最初通常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此,尽管普遍性阵营在数量上不够壮大,但在力量上却毫不逊色。

不过,美学和艺术学通常自认为是人文学科,它们一方面借鉴科学的成果,另一方面又保持对科学的警醒,甚至对科学持有一定的批判态度。因此,虽然审美普遍性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科学支持,但人文学者也会用政治正确与之抗衡。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对人类生存的独特性形成威胁的时代,审美和艺术似乎成了不能被科学破解的最后防线,多样性阵营因此获得了更多的道义上的同情。面对普遍性阵营的科学攻势,多样性阵营的人文防御与之旗鼓相当。

在普遍性与多样性相持不下的局面下,参与论争的学者通常会选边站队。或许正因为此,在新近出版的《趣味地理学》中,我们看到四位活跃的美学家一开始就亮明立场:他们的趣味地理学研究是支持多样性的。其实,这些趣味地理论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一再表明自己的多样性立场,正是因为地理学既可以支持趣味的多样性,也可以支持趣味的普遍性。

二

一源与多流

让我们从人类起源的假说开始。趣味地理论者和进化论美学家的共同起点,是人类在东非大草原完成进化这一假说。

基于这一假说,进化论美学家主张,人类在审美偏好上原本没有不同。这一主张得到了全球范围关于审美偏好的民意测验的支持,而且可以从东非大草原的地理环境那里获得解释。

进化论美学家还主张,人类审美偏好不仅原本一致,而且现在也没有不同。在进化论美学家看来,人类审美偏好就像人类感觉器官一样,是进化的产物,它们的信息被保留在遗传基因里,不会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人类文化的变化可谓沧海桑田,但无论多大的变化都无法渗透到遗传基因中,因此,保存在遗传基因中的审美偏好始终未变。例如,人类视觉和听觉的基本能力既不会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也不会随着地域的不同而不同。不管人类的绘画和音乐自古至今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人类的视觉和听觉都没有随之发生变化。

进化论美学家又在家喻户晓的产品设计中找到证据。更广泛的民意测验表明,今天受人欢迎的产品设计可以超越地域和文化的限制。总之,人类起源的东非大草原形成了人类的审美基因,审美与地理的紧密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对此,趣味地理论者也主张审美趣味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但是,他们考察的焦点不是人类共同起源的东非大草原,而是人类分散之后定居的不同地域。趣味地理论者承认人类有共同起源,也不否认人类的共同起源会导致共同的趣味。不过,与进化论美学家致力于论证共同趣味不同,他们思考的问题是:拥有共同趣味的人类,为什么会在后来分化出多样的趣味?

人类有不同的趣味,这是事实。即使在同一文化领域,我们也能发现趣味的差异。例如,北方音乐高亢,南方音乐柔软;北方山水雄浑,南方山水华滋。因地域不同造成艺术风格不同的现象,在同一文化领域便可以被明显感受,更不用说跨文化体验了。地理环境不同,成为趣味多样性强有力的支持。早在19世纪,丹纳就将影响艺术的主要因素归结为种族、环境和时代。如果人类真有共同的进化起源的话,那么种族的因素就可以被还原为环境因素,时代因素也是派生的而非原生的,这样影响艺术的根本因素就只剩下地理环境了。因此,趣味地理论者用地理因素来支持趣味多元论似乎是顺理成章的。

但是,趣味地理论者忘记了人类共同的趣味也是由地理环境造成的。进化论美学家与趣味地理论者的区别在于:进化论美学家主张,人类的共同趣味从其完成进化的那一刻开始,至今未变,文化的变化无法渗透到遗传基因之中;趣味地理论者主张,随着历史和地理的变化,人类起源时形成的一致趣味已经被后来多样趣味所淹没,因此,我们今天见到的只是趣味不同,而不是趣味一致。不过,趣味地理论者并没有完全否认多样趣味中仍然存在某种一致的维度。例如,趣味地理论者设想的那位环球旅行艺术学者也能够欣赏她不熟悉的艺术,只不过她无法获得像本地人那样的深入理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环球旅行者能在不熟悉的环境中欣赏不熟悉的艺术,就很有可能是人类共有的美感在起作用。只是这种共同的美感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仅限于很浅的形式层面,无法深入作品的内容和精神维度。因此,尽管趣味地理论者承认人类享有某种意义上的共同美感,但是鉴于这种美感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尤其是这种一致的美感对后来的艺术和审美产生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此,这种共同美感也就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之内了。

让我们再做一种设想:那位艺术学者不是在环球旅行,而是在星际旅行。假使她的飞船降落的星球跟地球一样有生命体,而且该星球上的生命体与人类有差不多相同的智力水平和文明程度,他们也有艺术和审美,那么这位人类旅行者的感受将会如何?她会像在环球旅行时对遇到的不熟悉的艺术产生共鸣吗?哪怕是最肤浅的共鸣。我们很难给出肯定的答案。但是如果碰巧也有别的人类在该星球旅行且在自娱自乐唱歌跳舞,那么即使我们的星际旅行者完全不熟悉这种歌舞,我想她大概也会产生共鸣,甚至有可能会与之一道载歌载舞。普遍性的强与弱,显然取决于参照系。人们在环球旅行时对不熟悉的人类艺术的认同感弱,但在星际旅行时却对不熟悉的人类艺术的认同感强。我们姑且将这种星际旅行的设想者称作未来主义者。在未来主义者眼里,地球人趣味的一致性大于差异性。总之,就像趣味地理论者用地理因素来支持趣味多样性一样,进化论美学家和未来主义者完全可以用地理因素来支持趣味的普遍性。

如果趣味地理论者与进化论美学家都持之有故,也就是说地理因素既可以支持趣味多样性也可以支持趣味普遍性,那么普遍性与多样性的矛盾就不是不可解决的。这种矛盾相当于一源与多流的关系,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地理现象。

三

内在与外在

从上述设想的那位旅行者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经验:一种是内在者的经验,一种是外在者的经验。内在者相当于本地人,外在者相当于旅行者。对同一个地方、同一种艺术,内在者与外在者的经验有很大的差异。美学家向来重视外在者的经验。例如,朱光潜在阐述审美经验的时候,举了一个海边农夫的例子。这个农夫碰到游客称赞他门前的海景时,会羞涩地回头指着屋后的菜园子说,门前没什么可看的,屋后这一园菜还不错。在这个例子中,农夫与游客欣赏的对象完全不同:游客欣赏海景,农夫欣赏菜园。造成这种区别的根本原因是:农夫是内在者,游客是外在者。内在者用实际的眼光看周围世界,外在者用超然的眼光看眼前对象。朱光潜依据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和康德的审美无利害说,认为游客的经验是审美经验,因为游客能够与眼前事物保持适当的心理距离,将它们视为事不关己的欣赏对象。农夫的经验不是审美经验,因为农夫用功利的眼光来看待周围事物,他跟事物的距离太近了,无法用超然的态度来静观对象的形式。根据康德美学,只有摆脱功利、概念、目的等因素的遮蔽,我们才能从审美层面来欣赏对象。外在者进入一个事不关己的世界,因此容易做到以无功利的态度来静观对象;内在者与周围世界利益攸关,无法从中超脱出来以保持必要的审美距离,因此不能将周围世界视为审美对象。

无利害静观理论从18世纪美学学科确立开始到20世纪初都被奉为圭臬,其中罗斯金的“纯真之眼”最为形象,也最为极端。在罗斯金看来,审美就是用未受知识和过往经验蒙蔽的“纯真之眼”看世界,像初生婴儿或者刚恢复视力的盲人第一次看世界那样。一些批评家为了能够用“纯真之眼”看作品,会在看到作品之前将双眼蒙住,然后突然松开去看作品。这时,眼睛还没来得及调用过往的经验和知识,相当于在用“纯真之眼”看作品。

罗斯金的“纯真之眼”遭到贡布里希的激烈批评。在贡布里希看来,根本就不存在“纯真之眼”,我们看待艺术的眼光都是被过往知识和经验武装起来的。“纯真之眼”究竟是否存在尚可争论,但是审美确实不是“纯真之眼”之所见。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美学,致力于将外在者的眼光扭转为内在者的感受。特别是随着环境美学的兴起,视觉不再是审美的主要感官,因为环境不是与人相对的对象;人被环境裹挟其中,无法抽出身来并将其推开至一定距离,且将其作为对象来观看。因此,人对环境的经验不仅来自视觉,也来自听觉、嗅觉、触觉甚至味觉。换句话说,人对环境的感受来自全部感官的相互协作,没有哪种感官能够起主导作用。总之,人对环境的经验是沉浸式的体验,而非对象式的认知。

毕加索《格尔尼卡》

对环境的审美欣赏除了需要各种感官的协同参与,还需要相关知识。换句话说,对环境的审美欣赏需要的不是“纯真之眼”,而是“范畴之观”。瓦尔顿明确指出,如果不将艺术作品放在相应的范畴内来观看,就无法对它做出恰当评价。例如,如果将毕加索的《格尔尼卡》(Guernica)视为印象派绘画,就会得出它是笨拙的结论;如果将它视为立体派绘画,就会得出它是精妙的结论。但凡熟悉艺术界的人都知道,只能将《格尔尼卡》视为立体派,因此,“《格尔尼卡》是精妙的”才是正确评价。将《格尔尼卡》视为立体派,是艺术理论家、艺术史家、艺术批评家和艺术家本人共同决定的,也是他们主张我们这样去看的。

受到瓦尔顿的启发,卡尔松主张,对自然的审美欣赏也需要“范畴之观”。例如,如果将鲸视为鱼,就会得出它是笨重的结论;如果将鲸视为哺乳动物,就会得出它是宏伟的结论。而熟悉动物世界的人都知道,只能将鲸视为哺乳动物,因此“鲸是宏伟的”才是正确评价。当然,决定将鲸视为哺乳动物的人不在艺术界,而是在科学界。只有根据科学家提供的知识,我们才能对自然物和周围环境做出正确的观看和恰当的审美评价。因此,无论是艺术审美还是自然审美,采取的都是内在者的角度而非外在者的角度。这与经典美学的无利害静观刚好相反。

我们刚摆脱普遍性与多样性的纠葛,又陷入了外在者与内在者的泥潭。不过,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外在者与内在者的矛盾也并非不可调和。在地球上栖息的人类,不仅渴望安居,也向往远游。形式主义美学家强调外在者的经验,环境美学家强调内在者的经验,他们看到的都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中国人既强调叶落归根,也强调行万里路;欧洲人既有壮游行动,也有家乡意识。人类的栖居与远游,都可以从地理学视角来描述。最理想的状态是,同一个地方可以同时满足栖居与远游的需求:栖居之所可以远游,远游之地可以栖居,就像中国山水画追求的可游可居的理想状态那样。解铃还须系铃人。普遍与多样、外在与内在,这些地理学引起的冲突,最终需要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解决。

四

分层与整合

影响审美偏好的因素不是单一的,正因如此,审美有时候体现出很强的一致性,有时候又体现出很强的差异性。为了解释审美具有的一系列矛盾特征,笔者近年来采取分层处理的方式,将影响审美偏好的因素分为生物法则、文化习惯和个人策略。

进化论美学家发现的那种全人类共有的审美偏好,可以说是一种审美的生物法则,它保留在人类的遗传基因之中,像感官的感知能力一样恒定不变。事实上,如果没有恒定不变的感知能力,人类就无法感知在文化艺术领域出现的变化。换句话说,如果发现变化的能力随着变化而变化,它就发现不了变化。

但是,影响审美偏好的不只有生物法则,还有文化习惯。就像趣味 地理论者发现的那样,生活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对审美和艺术的看法不同。尽管文化习惯的形成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地理因素的影响根深蒂固且不可或缺。尽管文化习惯千差万别,但它们不能改变生物法则。因此,生物法则与文化习惯的区分类似于底层与上层的区分。底层的变化必然导致上层的变化,但上层的变化并不会导致底层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文化艺术既具有文化特征,又具有跨文化特征。文化特征建立在文化习惯的基础上,跨文化特征建立在生物法则的基础上。

事实上,人类之所以形成不同的文化习惯,除了地理因素的影响之外,还有个人创造的影响。因此,除了文化习惯和生物法则,个人策略在审美偏好中也发挥了重要影响。审美与求真和向善都不同。求真必须依据事实,而向善则必须符合正义,否则就会导致严重后果。尽管审美也有事实和准则需要遵循,但违背它们未必引起严重后果,于是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便在审美领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事实上,个人策略的实施,在审美领域不仅获得许可而且倍受鼓励。就像一些美学家观察到的那样,艺术风格总是成对出现的。例如,如果再现成为风格,与之相对的表现自然也会成为风格;如果写实成为风格,与之相对的写意自然也会成为风格。这种成对出现的风格,在艺术史上比比皆是。导致艺术风格成对出现的重要原因,就是个人策略的实施。个人策略的目标就是与众不同,做到与众不同的简便方法就是挑战既成风格。

与文化习惯不能渗透到生物法则不同,个人策略可以积淀为文化习惯。换句话说,文化习惯的形成和变化,实际上是基于个人策略的推动。由此,影响审美偏好的三种因素中,只有生物法则是不变的常量,文化习惯和个人策略都是可变的变量。相对来说,个人策略比文化习惯更加易变,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三种因素分别称作常量、变量、易变量。从地理学的角度看,常量与地理因素关系最为紧密,变量其次,易变量再次,它们加在一起刚好能够满足人类栖居与远游的愿望。因此,一种好的艺术地理学,不是单方面推崇多样性和内在者所具有的价值,而是也要看到普遍性与外在者的诉求所具有的地理学基础。总之,好的艺术地理学,应该充分发挥地理学在解决艺术和审美的多样性与普遍性、内在者与外在者的矛盾方面所具有的潜力。

END


来源: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编辑:陈文琪 裴倍萱

审核:张亚欧 熊哲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