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一假说,进化论美学家主张,人类在审美偏好上原本没有不同。这一主张得到了全球范围关于审美偏好的民意测验的支持,而且可以从东非大草原的地理环境那里获得解释。
进化论美学家还主张,人类审美偏好不仅原本一致,而且现在也没有不同。在进化论美学家看来,人类审美偏好就像人类感觉器官一样,是进化的产物,它们的信息被保留在遗传基因里,不会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人类文化的变化可谓沧海桑田,但无论多大的变化都无法渗透到遗传基因中,因此,保存在遗传基因中的审美偏好始终未变。例如,人类视觉和听觉的基本能力既不会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也不会随着地域的不同而不同。不管人类的绘画和音乐自古至今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人类的视觉和听觉都没有随之发生变化。
进化论美学家又在家喻户晓的产品设计中找到证据。更广泛的民意测验表明,今天受人欢迎的产品设计可以超越地域和文化的限制。总之,人类起源的东非大草原形成了人类的审美基因,审美与地理的紧密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对此,趣味地理论者也主张审美趣味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但是,他们考察的焦点不是人类共同起源的东非大草原,而是人类分散之后定居的不同地域。趣味地理论者承认人类有共同起源,也不否认人类的共同起源会导致共同的趣味。不过,与进化论美学家致力于论证共同趣味不同,他们思考的问题是:拥有共同趣味的人类,为什么会在后来分化出多样的趣味?
人类有不同的趣味,这是事实。即使在同一文化领域,我们也能发现趣味的差异。例如,北方音乐高亢,南方音乐柔软;北方山水雄浑,南方山水华滋。因地域不同造成艺术风格不同的现象,在同一文化领域便可以被明显感受,更不用说跨文化体验了。地理环境不同,成为趣味多样性强有力的支持。早在19世纪,丹纳就将影响艺术的主要因素归结为种族、环境和时代。如果人类真有共同的进化起源的话,那么种族的因素就可以被还原为环境因素,时代因素也是派生的而非原生的,这样影响艺术的根本因素就只剩下地理环境了。因此,趣味地理论者用地理因素来支持趣味多元论似乎是顺理成章的。
但是,趣味地理论者忘记了人类共同的趣味也是由地理环境造成的。进化论美学家与趣味地理论者的区别在于:进化论美学家主张,人类的共同趣味从其完成进化的那一刻开始,至今未变,文化的变化无法渗透到遗传基因之中;趣味地理论者主张,随着历史和地理的变化,人类起源时形成的一致趣味已经被后来多样趣味所淹没,因此,我们今天见到的只是趣味不同,而不是趣味一致。不过,趣味地理论者并没有完全否认多样趣味中仍然存在某种一致的维度。例如,趣味地理论者设想的那位环球旅行艺术学者也能够欣赏她不熟悉的艺术,只不过她无法获得像本地人那样的深入理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环球旅行者能在不熟悉的环境中欣赏不熟悉的艺术,就很有可能是人类共有的美感在起作用。只是这种共同的美感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仅限于很浅的形式层面,无法深入作品的内容和精神维度。因此,尽管趣味地理论者承认人类享有某种意义上的共同美感,但是鉴于这种美感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尤其是这种一致的美感对后来的艺术和审美产生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此,这种共同美感也就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之内了。
让我们再做一种设想:那位艺术学者不是在环球旅行,而是在星际旅行。假使她的飞船降落的星球跟地球一样有生命体,而且该星球上的生命体与人类有差不多相同的智力水平和文明程度,他们也有艺术和审美,那么这位人类旅行者的感受将会如何?她会像在环球旅行时对遇到的不熟悉的艺术产生共鸣吗?哪怕是最肤浅的共鸣。我们很难给出肯定的答案。但是如果碰巧也有别的人类在该星球旅行且在自娱自乐唱歌跳舞,那么即使我们的星际旅行者完全不熟悉这种歌舞,我想她大概也会产生共鸣,甚至有可能会与之一道载歌载舞。普遍性的强与弱,显然取决于参照系。人们在环球旅行时对不熟悉的人类艺术的认同感弱,但在星际旅行时却对不熟悉的人类艺术的认同感强。我们姑且将这种星际旅行的设想者称作未来主义者。在未来主义者眼里,地球人趣味的一致性大于差异性。总之,就像趣味地理论者用地理因素来支持趣味多样性一样,进化论美学家和未来主义者完全可以用地理因素来支持趣味的普遍性。
如果趣味地理论者与进化论美学家都持之有故,也就是说地理因素既可以支持趣味多样性也可以支持趣味普遍性,那么普遍性与多样性的矛盾就不是不可解决的。这种矛盾相当于一源与多流的关系,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地理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