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深圳出台多项政策优化产业结构、广纳良才，致力于打造新的城市文化景观。2016年深圳大学发布的中国城市创意指数显示，深圳位居中国城市创意指数榜前列。在创意之城的培育过程中，可以通过两种路径促进其实现：一是科技创新，二是文化创意。就第二种路径而言，如何凭借讲求内涵厚度的文化与诉求感动深度的创意，来激发城市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这也是打造创意城市过程中应该思考的核心问题。在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由文化城市向创意城市的过渡涵盖了三个方面：一是文化聚落，二是创意集聚，三是产业集群。同样，在培育创意之城的过程中，艺术究竟能够发挥何种作用？作为深圳“城市名片”之一的深圳文博会分会场开创者的大芬油画村，在深圳向创意城市迈进的进程中又将会起到何种作用、扮演何种角色？本文将针对以上问题展开论述。

　　深圳的创新发展，催生了中国在21世纪引领世界的创新模式，改变了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笔者在此将其概括为两个转型：一是物质经济向符号经济转型，二是时间经济向场景经济转型。无论是符号经济还是场景经济，艺术创意都将在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社会发展的新经济是生产要素从物质要素向非物质要素转变，这种转变在当今经济的发展中呈现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当前，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企业而言，至关重要的生产资料恰恰是科技和文化催化所形成的以专利、版权、知识产权和数据财富为代表的非物质资料。从符号经济转向场景经济转型所实现的经济增长，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一种新的连结方式所推动的结果。这里的场景，可以是一个空间，也可以是一个事件、一个活动，它是基于人与人之间共享的价值观的连接，充满了多元叙事的故事性和通感场域的体验性等特征。

　　创意城市具备的风格，如同文化产业的价值一般，它不是简单的贩售商品，而是为整个行业、为整个社会添加一种新的价值。创意也是如此，它以文创作为这个城市最重要的生产动力、最重要的发展变量，具有鲜明的文化识别特征，进而形成广泛的文化号召力和影响力。创意城市所形成的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以及文化设计景观，包括物理形象空间、产业功能空间和文化意象空间三个层面。例如，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并组织评选的“世界创意城市网络”中，深圳获选“设计之都”。除了通过设计来改变传统的印刷、包装、加工业，起到产业功能外，在城市景观的设计中，人们可以看到政府始终努力地将一些过街天桥和其他公共设施充分地公共艺术化。仅仅如此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意象层面的文化，强化这种文化经验的历史感和厚重感。

 

　　亚太文化创意产业协会推出的两岸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发展指数，包括城市软实力和硬实力两大维度。其中，城市软实力囊括了文化知识度、内涵度、创造力和发展力。那么，这些内涵发展如何从单一的文化资源演变为产业集聚？为什么说城市能成为一种品牌，能成为一种吸引力？它有其吸引人的生活方式、有扎根文化认同的文化基因、有夺人眼球的城市外观、有城市的多样价值、也有其独特的生活品质，还伴有它的产品和品牌作为支撑。依照这些角度，可以看到这些城市都在塑造一些新的吸附力，在经济发展之余展示了文化魅力和社会声誉。

　　针对城市总体的经济发展而言，艺术和文化的变量对全领域的经济增长起到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艺术和文化所处的层面越高，对整个经济发展的效率越高，所以它是艺术文化。此外，艺术还对其他行业有引领作用，包括媒体行业、一般的企业管理领域、金融业和其他类型的服务业，通过艺术整合和艺术提升都将起到创意集聚、艺术引领的作用。通过艺术引领转向下的场景经济，打造创意生态，催发艺术协同的涟漪效果。可以看出，如何经由艺术的引领、设计的生活，把在地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和社会风尚等文化资源，通过艺术生产和艺术集聚的创意分工（此种分工是基于人和人之间价值连接的精神分工），实现各种各样的创意集聚的社会实验。那些艺术家主导的工作室、工作坊或实验室，实现各种各样的艺术连接和创意分享，最后获得持久的市场回报和社会价值。

　　在未来，深圳大芬村要提升艺术产业集聚的效益，包括两种驱动方式：一是自下而上的市场驱动，起初是一些画工和画商的加工聚集，自发形成艺术园区，基于环境、租金、交通等物理要素推动了创意阶层的生活集聚。二是自上而下的政府驱动，通过城市主导的特色街区的功能拓展和新兴产业的结构升级，实现生产要素的强势组合。目前，深圳大芬处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双维统合时期，继续探索双重治理的新结构和新模式。

 

 

　　针对深圳大芬村的区位禀赋来说，如何处理完善艺术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要素？以大芬村的物理空间为例，是应该按照原创、复制、交易和展览的艺术产业链条来划分，还是要按照艺术复制、艺术衍生和艺术商业的“艺术+”产业功能去布局？如果按照新的生产要素来划分，就涉及空间的重新优化。同样，物理形象空间的环境营造、场景营造以及街区店铺营造也面临重新优化的难题。此外，大芬村更应该提升的是文化意象空间。要让人们一想到大芬村，首先想到的就应该是大芬村独特的文化体验和鲜明的文化故事。当然，这些问题也涉及利益相关者，如政府部门、企业、媒体、管委会、消费者和其他的社会机构的利益关照，需要非常清晰有效地去检视他们之间的沟通机制与互动关系，以便实现创意集聚更优的效果，最终形成一种创意生态。

　　深圳大芬村要建立起这样一种成熟的创意集聚效应，需要建立国内外层面的空间、活动、创意人群等要素的连接，建立一套大芬村创意集聚的内在规则，这种规则要求简约、具体、可行性强、具有情感性和故事性，要营造一种具有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大芬村的文化创新，应该建立在巧连接、多元化、立体包容的规则的基础上。大芬村是一个创新平台，是一个集聚高地，是各种展览展演的窗口，是社会共同体的命运基石。

 

 

　　因此，政府部门或者政府委托的管理机构在推动创意城市的建设时，需要发挥艺术引领作用，激发城市发美第奇效应。针对文化聚落、创意集聚和产业集群的演进过程，创造一个可持续性、弹性化、既松又紧的激励机制最为关键，从而打破静态、专一而严苛的目标引领。政府需审视自身的合适角色，对发挥美第奇效应的创新平台给予大力支持，不以干涉的姿态扮演管理者的角色。同时，国际创意城市的建设还涉及地区发展与国家形象，承担着深远意义的国家使命，是一种城市发展目标的功能导引，需要平衡社会、经济和文化等系统活动。深圳大芬村的文化聚落和历史遗产资源相对较少，需要梳理有利于文化聚落营造的社会要素。 

　　那么，深圳大芬的文化聚落应该是什么呢？大芬村的文化环境、地理环境和政策环境应该如何打造，以便能实现规模可观的产业集群？据悉，深圳大芬村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提升优化的行动计划，其中目标之一就是要打造一个新的大芬艺术集聚区，实现结构优化和功能拓展的创新突破。大芬村的创意集聚，最终通过异场域性、创意共生、社交生活和跨界创新四大机制的协同驱动而成。要实现深圳创意城市的美第奇效应，就是要强化这种协同效应。这种协同效应，包括创意优质的内容素材，内容所需的资源筹措，多元运用的授权制度，科技载体的文化扩散，多元平台的整合营销以及跨界合作的跨业媒体等创新手段，推动大芬村发展成为城市空间的创意连接器，最终实现文化符号、创意内容、终端设备、孵化平台、价值网络等创意集聚的生态效应。

向勇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1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