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9日上午，主题为“笔墨范例作为人格理想的表征系统”的美学散步文化沙龙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6号（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圆满举办。本期沙龙的主题发言人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名艺术家潘公凯先生。出席的嘉宾有：文化部艺术司文学美术处刘冬妍处长，中国人民大学美学研究所所长张法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书法文化研究院副院长解小青教授，北方工业大学中文系王文革教授，中国戏曲学院国际文化交流系孙焘老师，北京大学景观与设计学院李溪老师，青年艺术家彭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林一教授、顾春芳教授，《光明日报》副总编沈卫星，《光明日报》光明讲坛主编刘茜，《中国艺术报》编辑金涛，《文汇报》驻京记者李扬，以及美学散步文化沙龙发起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叶朗先生。来自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几名博士研究生也参加了此次沙龙。沙龙活动由顾春芳教授主持。

 

       

       潘公凯先生从中国画的笔墨发展，笔墨的意义结构和形式语言，笔墨作为人格理想的表征系统，对人格理想的欣赏、追慕、塑造，和群体性人格理想作为自我塑造价值导向的未来学意义等多个层面入手，层层深入，与各位嘉宾分享了他对中国画笔墨的见解。

 

走向“松灵”和“自由”：笔墨发展的五个阶

       潘公凯先生首先和各位嘉宾分享了一组他临摹古代绘画作品的录像。这组录像分别展示了潘先生临摹顾恺之、范宽、倪瓒、朱耷、吴昌硕这五位大画家杰作的过程。潘先生认为，这五位大画家的笔墨趣味各有不同，他们的绘画作品可以看作中国绘画笔墨发展的五个阶段的代表：从晋代的顾恺之直到近代的吴昌硕，从魏晋之际纤细均匀的笔法线条（顾恺之）和程式化的造型形式，发展到两宋时期轮廓线与皴擦分离（范宽），造型比例基本写实，又发展到宋元之际轮廓线和皴擦融合，笔墨松灵隽秀（倪瓒），再发展到明末清初在笔墨和章法方面确立全新典范（朱耷），之后发展到清末自由的大写意水墨画（吴昌硕）。

 

 

笔墨范例表征人格理想

       潘公凯先生认为：“笔墨是在中国特有的书法和绘画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独特文化结构，是人类文化的其他脉络（如：两河流域、地中海沿岸、印度等）中所未曾出现过的，是东亚文化传统中的珍贵遗产。”笔墨作为一种形式语言，有其自身的结构，具有表情达意的功能。在笔墨形式之后，还有一个更为基本的、形而上的意义结构，这种意义结构的基础是由书画鉴赏、书画作品和书画理论形成的书画界，意义结构的核心是笔墨表征，表征一种人格理想。只有那些可以称得上“笔墨范例”的绘画作品，比如董源、黄公望、倪瓒、八大山人、吴昌硕等这样一些大画家的绘画作品，才值得欣赏，因为这些人的笔墨特征呈现了他们作画时的状态，表征了他们所追慕的人格理想。潘公凯先生强调，中国书画的笔墨范例的价值，就在于它表征了士大夫群体的人格理想。

 

欣赏笔墨就是追慕作者的情趣和人格

       既然绘画作品的笔墨与创作者的情趣和人格有着“同构”关系，那么，对笔墨的欣赏，就是对作者情趣和人格的追慕。潘公凯先生举了一个反例来说明这个观点。明末清初的书画家王铎，曾经是明朝的官员，后归顺清廷，被后世指为晚节不保；近来有人替他翻案，认为他的书画造诣很高。潘先生说，根据中国文人的观点，王铎的字画是不值得看的，“打个比方说，你这张宗教画，画是画得很好，但是，这个画家是这个宗教的叛逆者，道理是一样的”。

       潘公凯先生引用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的观点来突出人格理想的意义：“也许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有血有肉的人物完全符合士的理想典型，但是这一理想典型的存在终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它曾对中国文化传统中无数真实的‘士’发生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鞭策作用。”而中国书画的笔墨所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人格理想。因此，对笔墨的练习，也就成为了中国文人的自我修习的途径。

       有感于潘公凯先生的演讲，张法、彭斯、顾春芳、解小青、王文革、林一、孙焘、李溪等与会嘉宾纷纷发言，沙龙氛围十分活跃。最后，沙龙发起人叶朗先生谈了一些感想，并对潘公凯先生应邀做主题发言表示感谢。

       美学散步文化沙龙已举办三十多期。沙龙发起人叶朗先生表示，沙龙旨在传承北京大学的人文精神，邀请著名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等，一起畅聊人文、科学、艺术等问题，激发原创性的学术思想，使北京大学的学术氛围更加浓厚、活跃，从而引导大学生、进而引导整个社会有一种高远的精神追求，进一步助益中华文化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