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本文指出，在构建适合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创新体制过程中，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交易体系；二是为企业和个人实现技术创新提供创新性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手段；三是为国家科技创新制定完备的国家战略与顶层设计，通过有效灵活的财政手段支持科学研究和企业科技创新；四是要高度重视人才资本的培育；五是高度重视基础研究。

新质生产力，归根到底，是由科技进步所驱动的生产力形态。新质生产力这一新概念的提出，对于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要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就需要构建一整套适合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创新体制。

第一，要培育新质生产力，就要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知识产权交易体系。我国正在努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知识产权交易制度，但在实际的制度实践和法律实行过程中，还存在很多真空地带，执法的力度有待加强。知识产权交易的体制机制也有待进一步完善。我国目前专利拥有量居于全球领先地位，但这些巨量的专利能否实现其市场价值，专利发明人能否获得应有的市场回报，有赖于有效实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交易制度。当然，建立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和交易的制度，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知识更快、更有效率地被公众共享，使知识创造更好地有利于全社会。因此，在建立了规范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交易的制度之后，还要致力于建立知识的有效共享与有效传播的体制，增强知识创新的外溢效应。

第二，要培育新质生产力，就要为企业和个人实现技术创新提供创新性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手段。要大力发展风险投资，为高科技项目和各种创新型项目提供资本支持；要发展各种私募投资，为长期的高科技项目提供稳定的长期金融支持；要鼓励和支持高科技公司上市，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高科技公司的发展；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也可以通过金融产品的创新，为成长型的高科技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服务。美欧等科技创新较为活跃的国家，其资本市场、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和风险投资市场都较为发达，为创新型的企业提供了全方位的融资便利。这就涉及到整个资本市场（投资市场）的文化的深刻转型，我们的资本市场要从一个投机的市场真正变成一个崇尚创新的市场，我们的银行要从简单依赖于房地产等产业“抓快钱”转变为真正的知识创新活动的发现者和支持者，从而促使整个金融体系的文化实现根本的转变。

第三，要培育新质生产力，就要为国家科技创新制定完备的国家战略，对国家支持科技创新进行顶层设计，并采取有效灵活的财政手段支持科学研究和企业科技创新。通过比较全世界的科技创新体系及其制度安排，我们就会发现，凡是在今天的科技创新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其政府必然在国家科技创新中起到重要作用，这些国家的政府无一不深刻地介入了科技创新之中。制定具有顶层设计意义的国家科技创新战略，是核心的一步。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科技创新方面成绩比较大的国家，都在不同历史阶段适时制定了符合本国发展趋势的科技创新战略。美国在支持科技创新的过程中，是“法治导向型”的，即运用相关的法律体系确定政府、创新企业、大学等科研机构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将各自的角色法制化。

第四，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需要高度重视人力资本培育。一个制造业大国、一个创新大国、一个在科学技术上引领全球的国家，一定是一个人才大国，一定是一个教育大国，也一定是一个最吸引人才的大国。美国不就是通过吸引全世界的精英，才奠定了其教育大国和科技大国的地位吗？所以，科技创新的基础是人才，人才的基础是教育。要成为科技创新大国，必须办最好的教育，办最好的大学，要创建一个最能包容各类人才、最能成就各种人才的宽松的制度环境，让最好的大学在自己的国家茁壮成长。政府要给予大学最大的发展空间、创新空间和学术争鸣空间，没有学术研究的宽松自由环境，何谈学术创新和科学进步？要打破阻碍人才引进的一切藩篱，在户籍制度、科研管理、大学职称评定、科技成果发表、科技成果转化、研究项目支持方面，对科研人员采取最宽松的政策，吸引各类人才在中国创新创业，让他们自由舒畅地发挥他们的才智。我们在很多方面捆住了科研工作者和学者们的手脚，让一些繁文缛节和不合理的规定占用了科研工作者的宝贵时间，从而极大地恶化了人才环境，使我们在全球的人才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要创造一种鼓励创新的人文生态环境，那些有着宽松和多元文化的地方，往往都是世界上最具有创新活力的地方，如果一个地方没有很好的音乐厅、没有很好的歌剧院、没有很好的美术馆和博物馆，这个地方就难以成为一流的科技创新中心。

第五，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需要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世界创新大国无一不重视基础研究，用各种方式鼓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而不仅仅是重视那些可以带来眼前短期利益的应用型研究。我国的基础研究应受到更大的重视，实际上，一些最尖端的智能制造和信息科学技术，其基础正是所谓“算法”，也就是数学等基础学科，如果不重视数学、物理学这样的基础学科，一个国家就难以跻身最尖端的智能制造大国之列。要处理好基础层面的创新和应用层面的创新的关系，当前，我国还要在基础创新层面上加大支持力度，而不是仅仅着重于应用层面。我们要支持长期创新，在国家支持体系上有长期眼光。基础层面的创新往往是长期的、耗资巨大的、回报周期很长的创新，是一场持久战，在支持长期创新中，要发挥国家的力量，要发挥中国特有的体制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这个优势不能丢掉了。我们还不能忽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放眼全球，那些最厉害的大学，都极为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重视哲学、文学、历史、美学等领域的研究与教育，重视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的研究与教育。如果没有这些学科的发展，而单纯强调科技创新，那么我们的科技创新体系是难以全面建立的，也根本难以实现真正的科技创新。没有基础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支撑，没有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我们就打不赢贸易战，我们只能陷入别人设好的逻辑陷阱和理论陷阱。我们还要建立多层次的人力资本培育体系，既要建立在科技创新领域处于尖端地位的大学和研究院，也要广泛地建立各类培养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大学，使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应用融为一体。我们还要培育更多的具有创新理念的科技型企业家，鼓励他们将知识成果进行产业转化，使他们把科技创新力变成执行力，变成真正的企业实践和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