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是一种动态的共生关系。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认为，两个不相同的有机体生存在一起的状态即“共生”。人文与经济紧密联系，互融互促，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繁荣发展。在日本经济学者駄田井正看来，人们的幸福生活是经济力和文化力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所谓经济力，就是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所谓文化力，即将物质财富转化为幸福感的能力。文化力包括文化原创力、文化生产力、文化创新力和文化软实力，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对这些不同文化力的开发，形塑了文化经济的不同形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先后经历了文化工业的批判主义、文化产业的阐释主义和文化经济的建构主义等不同的发展实践和价值反思，正在进入人文经济的批判建构主义新阶段。

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中指出：“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人文经济是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到新阶段的时代产物，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以人民为中心、物质经济与精神生活统筹兼顾的新增长方式。人文经济学是人文学科与经济科学交叉融合的新兴学科，主要关注经济活动与人类文化之间的互融互促关系。人文与经济的关系，反映了人的精神需求与物质需求相统一的关系，构成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经济学研究财富增长，也关注人的行为及其自身的发展境况。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指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张维迎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之间进行分配，这些经济行为背后的动力是人的合作。传统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建立在物品和资源是稀缺的、社会必须有效率地加以利用的认知基础上，而现代经济学认为经济行为发生的关键在于以分工-交换理论的视角促进人与人的合作。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动机、合作方式和合作绩效都与人的人文气质、人文精神和人文品格息息相关。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样法，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人文价值。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赖以维系的基础都是对伦理道德的遵循。人类社会中西方文化有西方人文价值的特色，中国文化有中国人文价值的特质。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人既有“自利性”又有“社会性”，“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但“人只能存在于社会之中，天性使人适应他由以生长的那种环境”。在西方人看来，既然人的行为都是自利的，那么经济运行的规律绝非建立在仁慈的人类情感之上。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认为，“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但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仁慈，那一定是不行的。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自利心，并表示对他们自己有利，那么，他们的行动就容易展开。不论是谁如果要和他人做任何生意，请首先照这样做：请给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会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的大部分商品是以这种方式获得的。我们每天所期望的食物，不是出于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要讨论他们的人道，而要讨论他们的自爱（self-love），不要对他们讲我们的需要，而要谈对他们的好处”。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厦是建立在个体自利行为的“经济人假设”基石之上的。

与此相反，人文经济学建立在中华文化鲜明的人文特色的基础之上。《周易》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价值是中华文化的基本底色，反映了人对于自身存在价值的认知。人文经济协同发展的有效性是指不同种类的人文价值在与经济活动的协同作用下所能发挥的最大效益。人文价值是指人类文明和个体的尊严、尊重和发展所包含的价值观念和原则。人文价值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尊严和幸福感，以及社会和谐与公正。在人文经济学中，“人”是核心的关注点。“‘文化经济’的本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人文经济学始终坚持以人为本，高度关注人的发展，主张在经济活动中既要见“数”见“物”更要见“人”。人文经济学不仅是“不用数学的经济学”，更是彰显人文价值的经济学。

成中英认为，与西方文化传统相较，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更丰富多彩的人文价值。中华文化的人文价值体现在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德性修养与事功追求。人文价值的表现形式包括个体层面的人文素养、组织层面的人文品格、社会层面的人文精神和国家层面的人文交流。人文价值蕴含本土性与国家性、传统性与现代性、功能性与精神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华文化的人文价值体现了中国人世代相传的生活态度、审美感受、价值情怀和精神信仰，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自然无为与审美妙悟的情趣。这是道家意义上的身体感知和直觉体验。这个意义上的人文价值重视对个体的尊重，强调主体心灵的高度自由，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被视为具有尊严的个体，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自然的状态。强调人的尊严不可侵犯，每个人都具有“忘情世俗”的创造力和“赤子之心”的发展潜力，强调教育和培养人“法天贵真”的能力和“大美不言”的才华，鼓励个体追求的自我实现和“至美至乐”的自我发展。这个层面的人文经济学，注重经济增长中的自然和谐与审美体验的人文价值的彰显。

德善修持与社会和谐的精神。这是儒家意义上的人性信念和社会公正，也是墨家意义上的兼爱非攻和求真务实。这个意义上的人文价值关注不同群体的权益和俗世间的福祉，认为社会应建立在平等、公正和互助原则的基础上，每个人都应该能够在个体的平等机会和集体的共同福祉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从而挖掘自身潜力，为社会作出贡献。这个层面的人文经济学倡导美美与共的社会包容性，尊重不同文化和观念的存在，旨在从根本上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空灵超逸与生生创化的境界。这是佛家意义上的神怡心静和生命留白，体现了气韵生动的空寂体验和飘逸灵动的生命主体。佛教教义所谓“善恶有报、因果循环”的因果论，被注入人文经济学恪守的伦理底线和道德约束。这个层面的人文经济学强调利他主义的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有学者指出，“佛教从事商业经营，具有一种超越世俗商人阶层的巨大天然优势，这就是基于宗教信仰本身的道德优越性”。

人文价值强调人的尊严、幸福感和个体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与公正。人文经济学提倡人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精神需求和心理健康，强调个体的创造力和潜力，追求社会的平等和多元性。人文价值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也是经济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人文价值既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能，也是经济转型发展的结果升华。

人文经济学强调人文价值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或间接贡献，认为人文价值通过文化传承、社会认同、创造力和创新等方式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文因素与经济因素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相互协调。人文经济学认为人文与经济之间是双向赋能的关系，特别强调经济发展不仅仅是追求经济增长和利润最大化，还应该注重人的发展、社会和谐以及文化传承等人文因素。经济学的人文价值的回归，是文化自觉在经济领域的体现。所谓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因此，人文经济学就是对人文价值在经济活动中的高扬，是增强文化自觉的主体性在经济领域的具体展现。

中华文化的人文价值构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意涵。向玉乔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内容上包括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核心价值目标的物质文明、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文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精神文明、以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主旨的社会文明、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旨归的生态文明。人文经济的协同发展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锚定有效性目标。

人文资源的有效组合。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人文价值具有多维度、多层次、多领域和跨区域的资源分布特点，常常体现在中国人特有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活动之中。人文与经济在不同类型的人文资源之间存在频繁的互动关系。人文资源包括文学、绘画、书法、建筑、戏曲、工艺、民俗、饮食、方言等不同形式，展现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价值追求和文化信仰，具有多元性和一体化的特质。人文经济正是对这些丰富的人文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实践探索。

全民创意的有效协调。人文经济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是对传统经济学注重“大众决定论”的人文超越。人文经济协同发展的有效性与每个人创造能力的自由发挥密切相关。以人为本的人文经济学，既注重人的消费权利，更注重人的生产权利。创意是每个人的生产权利，“全民创意可以满足市民的文化权利，实现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人民的创造力和文化的重要性，同时也为城市的创意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更为广泛和坚实的基础。”营造有利于激发人文经济创造活力的创意氛围和社会环境，要充分挖掘利用每个人的创意潜能，构建有利于协调全民创意的社会网络和生态体系。

价值认同的有效整合。人文经济协同发展的有效性体现在身份认同的建构和共同体意识的铸牢。人文价值的资源整合和创意协同，可以增强社区成员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促进社会互动和创意合作。人文经济的本质是认同经济，“社区内互动不仅会产生信息传递，共同解决问题，协作创意，还会在信息与想法共享中形成集体知识与智慧的结晶，建立彼此间的信任与互惠模式。社区参与者们通过每个个体贡献的微创意力量构建了一个共享、共同协作的社区，而一个个特定定位的文化社区最终构建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创意社区生态圈”。人文经济是一种多元创意主体的协同生产，这些协同生产的利益相关者通过身份认同的构建进行有效的创意整合和价值分享。

多元效益的有效共生。人文经济协同发展的有效性离不开人文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共生平衡，离不开人文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文价值的多元化展示。人文经济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统一的人文与经济的互融共生，体现了物质与精神的协同生产和均衡消费。正如厉以宁教授在《文化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人文经济的共生价值表现为“道德重整和社会信任重建”“文化启蒙和文化创新”“文化调节”“文化包容”“文化自信”“文化制衡”“文化和管理的最高境界”“文化和经济持续发展”“文化传承和文化共享”，“概括了经济学人文方面的基本内容，突出了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人文经济学是一个极具开放性的知识体系，拥有广泛的应用领域和价值空间。

人文经济学的组合、协调、整合和共生等不同协同发展目标，是一个相互作用、有机联系的目标体系，在人文经济运行活动的起点、过程、发展和结果等不同环节起着关键性的引导作用。随着社会转型、技术进步和生产变革的迅猛推进，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凸显“人文化”的时代特征。人文经济学是新时代“人文经济化”和“经济人文化”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呈现。

人文经济的本质是人文与经济的联系、统筹与融合。人文经济的协同发展需要观念创新、治理创新、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需要构建有利于人文与经济互融互促的有效性实现机制。总体而言，这套有效性实现机制包括动力机制、赋能机制、协商机制、分配机制等具体路径。

增强人文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动力机制。“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人文与经济互相嵌入的动力包括外部驱动力和内生驱动力，而人文价值在其中起到基础驱动力的作用。在厉以宁看来，经济增长的效率来自于市场调节、政府调节和文化调节，效率的源泉来源于人们的积极性，而文化调节（道德力量调节）可以创造超常规的经济效率。汤一介认为，儒家精神的修德、讲学、改过、向善等道德实践，既是“做人的道理，是使人自我身心内外和谐的路径”，又是企业建设和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精神资源。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的人文价值，这些人文价值调适着人们在寻求身与心、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自然的平衡中的生活方式和生产实践，形塑了中华文化内在的人文基因。我们要进一步提炼和展示这些人文基因的当代价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精神动能。

优化人文与经济协同发展的赋能机制。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是一种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的统一，是为了维持人的生存和发展而开展的一系列活动的组合，是在特定的社会秩序和文化传统中产生和不断推进的。文化赋予经济活动以深厚的人文价值，因此，经济活动的本质就是一种基于特定文化类型而显现的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人文经济强调人的本体性、注重个体的生命体验和创造活力，满足的是人的多元需求和人对幸福的终极追求，强调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人文经济学要求经济活动的生产起点、分配过程和消费终点等不同环节都要体现人文价值，要充分保障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发挥，积极培育高信任度的社会资本，构建高度认同的沟通网络。

构建人文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协商机制。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矛盾，这些矛盾或显性或隐性，或激烈或平和，或内在或外在，都是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诉求的根本体现。市场经济活动表现为不同利益的动态调整，其本质是一种协商经济。人文经济学的思考视角是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有关利益与道德关系的“义利之辨”的当代转型。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要建立在稳定的价值体系基石上才能行稳致远。陈来认为，“每个人可能奉行他自己的价值观，但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定要确定一个主流的价值观，而这个主流价值观的核心就是辨明义利、要对义和利的关系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中国传统人文价值中的仁爱、民本、义利等价值观体系，在经济活动的价值协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公共参与和民主决策可以增强经济决策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尽可能减少不平等现象和利益冲突。人文经济学强调重视公众参与和民主决策的协商机制的作用，鼓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与公众进行合作和对话，共同制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人文经济协同发展的协商机制体系的构建，强调经济发展要以人为本，注重人的个体尊严和幸福感，以文化人、以文兴业，实现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

健全人文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分配机制。人文与经济的协同发展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分配机制是关乎我国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问题。分配的本质是如何平衡兼顾公平、正义与发展、效率的问题。分配机制既与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经济水平、技术条件、制度环境等外在因素有关，也与文化传统、社会文明、伦理道德等内在因素相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在这三次分配的制度性安排中，要发挥市场、政府和道德调节的配套性制度安排作用。厉以宁很早就指出，“第一次分配靠市场，第二次分配靠政府，第三次分配靠道德和信念的力量。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和信念的力量可能起作用。第三次分配要靠整个社会形成一种风气，但不会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做，更多的人是出于信念、道德、爱好力量的支配”。在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中，道德、人文起到辅助调节的作用，而第三次分配的本质就是一种道德分配，是充分依靠人文价值进行协调的分配。仁爱、公正、同情等人文价值是推动第三次分配的重要道德力量。

总之，人文经济倡导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增进全体人民的共同福祉，强调经济活动的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美好生活不是单纯的物质追求和无限的欲望满足。当今社会，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并不必然增进国民的幸福感，此即幸福悖论现象。只有充分发挥人文价值的作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幸福悖论问题。人文经济学将人文价值和经济效益结合起来，通过人文与经济的协同发展解决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人文经济学的兴起有助于从根本上促进社会公平、经济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协同进步。人文经济协同发展的有效性是一个综合性的理论命题和实践议题，涉及人文与经济互融互促的内生机制、价值逻辑、发展目标和实现机制等诸多问题。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4年2月下（注释从略），本文作者向勇，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艺术管理、审美经济与文化产业。主要著作有《文化产业导论》《文化立国》《文化的流向》《阁楼的大象：文化产业学术随笔》等。

编辑：张悦苧